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整个社会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下降。这固然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这又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好时机。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为消费推动的经济，储蓄率的下降应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政策模拟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

两百多年前，一位默默无闻的英国教区牧师出版了一本小书，描绘了英伦三岛人口膨胀的可怕前景。他名叫马尔萨斯，那本书便是后来声名远扬的《人口原理》。50年前，中国曾因“错批一人，误增三亿”而在很长时间未能绕过“马尔萨斯陷阱”。如今，与人口有关的另一个陷阱———“老龄化陷阱”又摆在了中国面前。但挑战总与机遇并存。通过成功地处理人口结构难题，一个在就业、消费、保障上都日臻完善的社会将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吗？

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那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做出有效的努力。（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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