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报告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体制缺陷导致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扭曲，也就不可能单靠收入再分配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在制度和监督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由政府部门掌控大量资源进行转移支付，还有可能进一步导致公共资源流失和逆向再分配，恶化收入分配格局。是否能深入阐述一下这些观点？

王小鲁：再分配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穷人的问题，但不能解决分配中存在制度漏洞的问题。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公共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会发生大量流失。

例如在国有固定资产投资中，有些项目存在层层转包、层层克扣的情况，资金流失相当严重，最后就形成大大小小的“豆腐渣”工程。即使是用于穷人的扶贫资金、社保资金，也有可能被挪用或漏失。例如有的地方用扶贫资金盖办公楼，用于政府消费；有的地方社保资金被挪用；贪污腐败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应当看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腐败、两极分化等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但随着制度建设逐渐完善和民主进程的推进，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因此关键是如何推动政府改革，改善公共管理，杜绝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漏洞，特别是需要增加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扩大公共监督、社会监督，形成健康的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体制。

周天勇：中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可以说是灰色收入的一个巨大温床。

比如，2006年，政府除了近37000亿元税收外，还有13000亿元政府各行政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8000亿元的社保收入(国际通行的规则，社保征缴是一种税收，是政府的收入)，7000亿元的土地收入，至少2000亿元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实际上2006年政府的各种收入总计至少高达67000亿元，全部政府收入占当年GDP的32%。而纳入预算的只有39000亿元，近28000亿元的政府各种收入竟然没有纳入预算内管理。

也就是说，这28000亿元的巨额资金是怎么支出的，花到哪里了，没有提交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和监督。

近两年，舆论批评的“公车”、“公招”、“公出”等支出高达9000多亿元，有关部门出来声明财政支出不到2000亿元。其实这不到2000亿元的“三公”支出只是预算内的数字，其余每年7000余亿元的“三公”支出，包括巨额豪华办公和培训中心等设施的投资支出，实际在28000亿元的预算外资金中支出了。

主持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周天勇：一是对少量保留的政府各部门及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款，全部进入政府预算；对工商、质监等机构要逐步取消的收费和罚款，在过渡期也应当进入政府预算进行统一核算和平衡。

二是对政府各部门和各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和经营等所得的收入，也应当全部纳入预算收入，不应当成为各单位的小金库；对超出办公标准的办公用房、用地和用车等，征收资产使用税，冲抵其财政拨款额度。

三是应当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社保应当作为税收，由税务部门征收，并且纳入预算管理，在地方统筹层次不一和较低的情况下，中央向各地派出总会计师进行监督和管理。

四是在企业所得税下调的情况下，作为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金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理所当然应向国家交纳资本红利，而且这部分收入不应作为预算外收入管理，而应当纳入预算管理。(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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