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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格杠杆与价格改革
《21世纪》：8月6日，国家发改委下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管控提价现象。对于越来越高的物价水平，政府应当如何调控？怎样才能实现遏制过热的宏观政策目标？
左小蕾：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从短期来说有它的必要性，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但是我认为从长期来说，可能会留下一些新的问题。从短期来看它能稳定物价、为民生着想，所以有其必要性。从长期来看，肯定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我们做事不能一刀切，按道理控制物价也要看一看具体的情况，哪些东西涨得是有道理的，哪些东西涨得是没有道理的，不要一刀切。但是实际上往往不可能做得很细。
我觉得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调控，比如控制猪肉的价格，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财政部出台了好多的政策去扶持这个产业。任何的政策执行都有一个过程，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价格控制，这是最快的、立竿见影的，所以政府先采取了这个措施。然后政府也在回收流动性，也就是说在分析清楚了这个背后的原因以后，所有针对性的措施就都是一个组合性的政策，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就是从货币的角度全方位地去治理它。但是这些政策都有一个执行和传导的过程，效应要有一个时间区间才能显现，不要老是期待着立竿见影，这是不太可能的。
陶冬：粮食、肉类是全国调配的软商品，不是某一个市长能解决的。而且它们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周期。因此地方政府采取行动，遏止物价上涨，最多只能起一点表面作用，很难治本。最好的例子就是兰州牛肉面限价事件，政府采取行政手段将一碗面的价格从三块压到两块五，结果是餐馆在肉和面的数量上做手脚，消费者一碗面吃不饱了。这是典型的政治动员式行政干预下的结果。
我认为政府需要大量从海外进口粮食和肉类，以此来解决国内农产品市场的供需失衡，抑制物价的超速上升，同时通过财政补贴手段，减轻城市低收入人群因通货膨胀所承受的压力。
中国积累下这么大的贸易顺差，多增加进口，减少一些顺差是合理的。同时也可以给进入大选年的美国带来好处，有国际政治关系上的正效应。农产品进口有国家安全上的敏感性，但这是工业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的结果。今天在粮食自给问题上的争论，有点像1990年代初的在石油问题上的争论，最终的结论早由中国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给出来了。中国在农产品问题上现在也走到了这个门槛上。
在政策措施上，我想加息势在必行。加息很难减轻实物供应上的压力，不可能提高生猪供应，但是不加息，实际储蓄利率必然会深深进入负值，将资金挤向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加息不是货币紧缩，而是使利率水平与变化中的通胀水平相适应，维持一个中性的货币政策。我认为，中国今年下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明年至少会有三次加息，储蓄利率的上涨幅度会大过贷款利率的上涨幅度。
庄健：有一些问题并不完全是由市场因素造成的。有人分析现在猪肉涨价除了供应问题之外，可能与流通环节、屠宰、检疫等部门的垄断地位有关，他们趁机加价也有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所以针对市场失灵的问题，政府出面制止价格联盟、消除垄断也是十分正常的。尽管在体制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还要采用一些行政性手段调控经济运行，但总的方向应该是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各种市场价格信号对供求关系的基础性调节作用。
针对经济增长过快问题，上半年政府更多地运用了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节，政策的灵活度也比较高，而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出台需要经过很多的司法程序，因而较为谨慎。
由于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调整，很难照顾到结构性问题。比如加息就不可能对经济结构调整起明显作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一视同仁的，对所有产业和不同类型的企业都一样。因此现在大家都希望财政政策，比如通过调整税率和财政支出安排，达到到结构调整的目的。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微调的方式有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只要方向不变，调控效果会逐渐显现。这一点普通老百姓可能体验不到，国有大企业也许不太在乎，因为他们的利润往往靠垄断获得，对利息并不十分敏感，但市场化比较充分的中小型企业的感觉就很明显。
《21世纪》：在这一轮涨价背景下，价格改革备受瞩目，除了农副产品价格，能源价格、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等一系列价格改革何去何从？在当下的宏观形势下，应该暂缓这些改革还是加大力度推进改革？
余永定：中国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成品油、电力、水等资源性产品价格过低，矿产品的资源税过低，环境污染成本过低等问题。调整的进一步展开是十分必要的，这些必然导致物价的进一步上升。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改善资源配置，尽管会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产生不利影响，许多价格调整措施依然是必要的。但考虑到通货膨胀恶化的大环境，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在微观放开（调整价格）的同时，在宏观（总量）上加强控制。在有些情况下，价格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
左小蕾：这些改革现在肯定是被抑制了，现在价格体制改革遭遇较高通胀率的掣肘。我们错过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时机。在低通胀的时候没有及时调整，现在通胀呈增长态势，不太可能调整这些价格制度。在去年、前年通货膨胀水平只有零点几的时候，应该下决心调整能源价格机制，调整资源税。今年再想要调整，肯定要投鼠忌器，在现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资源税一提，企业马上就转嫁，把产品价格提起来。控制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相关的价格机制调整就要让位。关于资源税的问题早就提出来了，不可再生的资源被用来出口、能源公司海外上市，资源税低得不得了，这是国家资源的一种流失，应该早一点想办法解决。
尽管如此，资源税问题还是可以提出来的，因为需要经过一定的人大的讨论程序，资源税实际上并不会马上征收。经济形势就是这样瞬息万变，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行价格机制改革，应该要抓住所有的时机，不能让形势变化困扰和延误了改革。
陶冬：这一轮价格上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和谐。在零售物价趋于稳定之前，我相信在政府可以控制的其它领域，价格调整需要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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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廖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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