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看似孤独，但他认为这是记者故意拍的（资料图）

坐在南京市北京西路江苏省府办公楼里的仇和，总是逃避我们的追踪，我们以媒体独有的方式，在偶然间将他“捕获”，他不希望被我们瞩目，但我们依然将他和一群经济界的名流放在一起，认定他是推动中国转型的正面力量。

我们在2006年的最后一期报纸上，推选他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提拔”。在2006年春天的江苏省人代会上，仇和当选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告别了他任职10年的宿迁市，告别了那个正由贫弱向富强过渡的苏北城市。我们的同行，在他泪别宿迁的报道中，描述了一个市委书记对一个欠发达城市的感情，记录了一个欠发达城市的民众和干部对一个市委书记的眷恋。本报也在他当选副省长的时候，发表过一个基于调查的评论，我们认为，仇和升迁的秘密，并不像坊间传说的那样复杂。他从宿迁转至南京，合乎提拔需要上头信任下头拥戴的“两头硬”的一般规律：与那些仕途顺当的优秀官员一样，仇和的屁股擦得很干净，不搞以权谋私那一套，他在乡下的兄弟姐妹，没有因为他“一人得道”而“鸡犬升天”。和那些周末回省城度假的官员不同，他非但一个人去了贫瘠的苏北，还把妻儿从省城移居到苏北，恪尽职守，勤勉敬业；和那些在落后地区的官员一样，仇和天天喊“条件有限”，与那些天天喊先天不足的官员不同，他没有“等靠要”，没有做无为而治的“太平官”，而是敢想敢干敢冒风险，奋力走出穷困的“第四极”。

我们认为，仇和的升迁是一个与普通副官员升迁迥然不同的值得重视的新闻事件，因为他的升职，否定了两年前公众对官场潜规则的猜测，自从仇和被媒体贴上“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的标签，自以为深谙官场之道的人们便认定他的前途暗淡无光，甚至担心他能否全身而退。他的升迁，对那些和他一样锐意进取敢作敢为的官员，是一个鼓舞，是对不做事不犯错没有争议便可稳稳当当向前熬的用人规则的局部颠覆。他的被提拔是转型时期中国干部制度改革的风向标，给憧憬中国未来的人们以希望。未来的地方政治生态中，“宽容改革者，善待失败者，全面看待有争议者”或可成为主流。

一份经济类媒体，推选仇和这样的政经人物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关注”。从“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到“缺点明显的英雄”，再到“令评论者左右为难的人物”，仇和成了新闻界和学术界关注中国转型时期改革方向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真实的仇和究竟怎样，在讲述者的眼中已经并不重要。人们需要从他引开话题，所有关于酷吏和青天的民间叙述，一切牵涉人治和法治的宏大叙事，好像在说他，其实说的又不是他。与其说公众在关注仇和，不如说公众在关注中国转型的命运。人们需要从他提出问题。转型时期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究竟要往何处去？什么样的探索才能让转型时期的中国付出最小的代价？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才使仇和成为不易冷却的新闻人物。即使在他离开宿迁的2006年，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们，还为他在宿迁期间施行的医疗体制改革的好坏，争论不休。我们关注仇和，事实上是关注“宿迁医改”，关注“宿迁教改”。而我们对“宿迁改革”的关注，本质上又是对中国改革的关注。对我们这样一份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媒体而言，关注仇和，根本上是对自己使命的关注。

我们在转型尚未结束的今天，推选备受争议的他为年度人物，是因为他的“被忽略”。人们对仇和的争议至今未断，人们对他的强权和铁腕非议至今，人们津津乐道于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到宿迁市委书记的官宦生涯中，尽显强权之能事的“铁腕”行政。赞同者褒扬强权所到之处的高效率高业绩，反对者贬斥“铁腕”对人权乃至法治精神的伤害。我们无法用一把尺子评述这些争议的对和错，我们只是想强调，人们在议论仇和的时候忽略了他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忽略了他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在宿迁这个欠发达城市，仇和探索了干部选拔制度中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他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他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择权，他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他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这些不肆声张的实验，非但表明这位镀过金的海归官员，知晓“西方原理”、通晓希腊故事、深谙国情乡情，还表明执政党执政方式的转变，中国在WTO时代的体制转轨，渴望稳健有序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