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张五常

对张五常的误读恰从这里开始：当张只是以“经济人”身份，而非著名经济学家身份出现时，我们的价值判断便出现了醒目的错位：轻易地将经济学家的学术意义强行安插在自然经济人身上，用传统伦理学的教条约束“经济人”的市场行为，以为经济学家的企业行为、盈利行为从一开始就与神圣的经济学建设存在冲突，在我们眼里，卓越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象牙塔中人，绝不是在市场交易中锱铢必较的生意人。

张五常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毕生的建设有三条，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家群体中优秀的“经济人”、实业家或者是投资人，成为一名优秀的书法家。这与经济学家约瑟夫·熊比特的个人理想异曲同工，后者曾经希望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

张五常的梦想如此之多，可是我们对他的价值判断却总是单项突进。比如有内地学者惊呼：香港教授的工资比美国还高，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高100倍，为什么还要去经商？以追求有形资产葬送自己的无形资产，张五常真正是不懂市场经济！比如有人借助张五常经商以及偷逃税收开始大面积怀疑他的个人品德，并搬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旧句子来攻击，断定张五常不懂中国历史上“为人师表，以身作则”的道理。有人借题发挥，怀疑张五常想以学者身份干预政治，批评张五常放肆，直指他为美国特务，是“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撇开那种“假想敌”的思维不谈，面对张五常的盈利模式问题，可能我们最需要辨析的是作为一名经济人的道德评价，是在自由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制度背景下，如何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安·兰德尝试从“经济人”的角度来分析相应的伦理生活模式。当一部分伦理学家把经济人的“自私”或“自利”看成是与社会、文明相对立的东西，仍然把“利他”作为最高道德境界的时候，安·兰德却非常彻底，无论是在事实层次还是价值层次上，她都义无反顾地倡导利己的生活模式。

看来，在自由经济条件下，对“经济人”的行为如何作道德评价，并不存在简单的二元判断，即使是以批判见长的马克思，也持此类观点。在评论孟德威尔的观点时，马克思曾经引用了《蜜蜂寓言》中的一段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马克思由此夸奖孟德威尔：“只有孟德威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