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第一阶段讨论的是“全球天气变暖及企业界的责任”。会议气氛热烈，有观点，也有争论。一个清晰的共识是，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全球性企业还是区域性企业，在发展中保护大气环境是一个共同的责任。我印象很深的是，会议的主持人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强调。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金融市场和企业管制问题，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发了言。显然，企业界对美国资本市场的管制有自己的看法。在对“如何评价美国对上市公司的监管措施？”的投票表态中，80%以上的投票者在“宽松、合适、过度”中选择了“过度”。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问题是：“继纽约、伦敦、香港和巴黎后，哪个城市最可能成为世界第5大金融中心？”可选择答案：“法兰克福、东京、新加坡、上海、圣保罗、约翰内斯堡、苏黎士、斯德哥尔摩”，76%的成员选择了“上海”。对每个问题的投票只有45秒钟的等待时间，根本来不及仔细思考，相信这些答案反映了与会者最直接的感受。

两个话题，两个大环境的讨论，人类生存环境和企业生存环境。前一个着眼于企业对社会的影响，后一个聚焦是社会对企业的影响。会议过后快半年了，两个问题所引起的思索一直没有停止，一个越来越清晰地感受是，这两个话题正是当代企业生存和发展两大主题，也是企业影响世界、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大问题。

当我们在谈到企业的影响力时，也许过多地集中于规模、产品竞争力、品牌影响力以及对投资者的回报。但在达沃斯，当众多世界级的企业家集聚的时候，所看到和听到的不是单纯的商业观点，而是社会的观点。在这个讲坛上，企业置身于企业公民的角度，强调的是对整个社会的责任，同时，也组成了一个企业家的阵营，对约束自身的社会规范施加影响。总之，企业在达沃斯这个舞台上，在商不言商，用社会的视角，社会的语言发挥着对社会的影响力。企业影响力首先应该是对社会的影响力，这是我的一个最深刻的体会。

“谷歌化”还是“手机化”

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基调通常是由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施瓦布教授首先提出的。2006年10月24日，施瓦布教授在英国伦敦查塔姆皇家国际事务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2007年年会的基调。

11月17日，施瓦布教授将他在伦敦的演讲稿发给了我。当晚我读了施瓦布伦敦演讲的全文。演讲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正处在一场变革的中间阶段。有人称这场变革为全球化，也有人称这场变革为知识革命。不管称什么，一种趋势正在形成。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权力的转移。权力正在从中心向外围转移，垂直支配和控制结构正在被社会沟通和合作平台的水平网络所替代。权力的分布越来越广泛。托马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世界是平的。”

其中，让我特别关注的是施瓦布教授说的以下这段话：“为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这场变革，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150年前发生过的一场类似的变革，当时，随着铁路网络的建成，第一条跨越大西洋的海底电缆的敷设以及打字机的发明，地球活动的基础从分散的地域向国家层面集中，从农村向巴黎、柏林等大城市转移。但是，仅仅过了150年，世界经济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整个农业和工业的基础都被转移到被信息和创新的包围之中。今天，让我们来看一下,随着互联网的演进，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信息的‘谷歌化(google-ization)’。今天，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Web2.0将改变我们的学习方式，改变我们的家庭生活方式，包括选择商品和购买商品等。”他说：“这是一次影响我们社会的意义深远的变化，我们需要像重新设置计算机那样地重新设置我们自己。要保持国家和公司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是不断地更新知识基础并将永久的创新作为维持竞争力的基本驱动力。”

这段阐述很精彩。但在我阅读这段话时，头脑中闪过的问题是：“为什么是‘谷歌化(Google-ization)’而不是‘手机化(Cellphone-ization)’”？从中国移动的实际出发，我认为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数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和娱乐的方式，促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通信网络在建立无处不在的数字生态系统中正发挥其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手机延伸了人的耳、嘴和眼的功能，正因为如此，手机正在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到2007年末，全球将有约30亿人使用手机。如果施瓦布教授所说的“使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与任何人互相联系沟通”的情景用“手机化”来描述不是更贴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