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吴敬琏期待"好的市场经济"(2)

2008年12月03日 10:52
来源：人民日报作者：吴敬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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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制度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经济总量的高速成长。在30年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近30年的时间里GDP 增长16倍，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由世界排名第三十二位跃升为第三位。中国已成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7年的1378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7年的4140元；

第三，减贫取得很大的成效。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30年中减少了2亿多人。世界银行发表的减贫统计表明，1990至2002年世界减贫人口的90%是中国实现的。

从“吴市场”到“吴法治”

市场的正常运行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

记者：您因为坚持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称为“吴市场”。近年来又不断呼吁法治建设，又有人称您“吴法治”，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转变？

吴敬琏：在我国改革的早期阶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不少市场取向改革的支持者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够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而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一系列其他制度的支撑的。没有这种支撑，市场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与腐败之中。清华大学的钱颖一教授曾经对于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的区分作了分析，他指出，在目前的世界上，宣称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许多国家仍然在无规范的、由权力支配的市场经济，或者叫做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中挣扎。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转轨，弄得不好，也往往掉进这种坏的市场经济的陷阱。

转轨国家落入这种陷阱的概率很高的原因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有效的民主制度和法治环境，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就会强得多。反之，在行政权力主导下，一个国家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至少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第二，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规范和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第三，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记者：从维护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角度，您觉得要提倡法治？

吴敬琏：对，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之上的，即法治的市场经济。

记者：所以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吴敬琏：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在我国实际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建立法治的进度还比较迟缓，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在另一方面，公权不彰、社会失范、腐败蔓延等情况使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受到威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政府承诺与国际规范接轨，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进行运作。如果不实行法治，就无法实现这种接轨，从而引起种种国际纠纷。

法治建设还需提速

首先要提升法治观念，在干部和群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树立法治观念

记者：您提到我国法治建设的进度还比较迟缓，原因在哪里？

吴敬琏：首先并不在于立法速度无法加快，或者司法人员素质不够高，而是在于法治理念的缺乏。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只有法制——法律制度的“法制——而且主要是刑法制度，而没有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理念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的最基本的内容，是符合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的统治。这样的法律在社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任何人不能超越其上。而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却总是把法律当做一种可以由自己任意摆布、用以统治人民的手段和工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提出10年了，但是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旧思想仍然存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一些官员不把自己放在受“法速所谓治理的地位上，并且严格地依法行政，却把法律看作贯彻自己的意志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甚至完全撇开了法律的规定，用不为公众知晓的“内部文件”、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政策规定”乃至“领导指示”来进行治理，甚至以此来谋取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