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地方干部很多非常好是真的拼命为国家做事(2)

2008年12月03日 14:28
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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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增值税其实是佃农分成制度

向松祚：为什么会出现县际之间的激烈竞争？

张五常：有两个重要条件。第一、经济权力特别是土地的使用权力在县的手上。为什么不是省与省、市与市之间的竞争？主要原因就是县掌握着土地的使用权。你不搞投资不会明白这一点。

几年前，一个县长对我说，“张教授，你一年来这里一次吧，你选一块地，我让你建一个房子在那里。”我问：你有那么大的权力？他说他有这个权力把土地给你。我说那你不是贪污吗？他说不是。

过了个把小时，他说：“我真的有这个权力，可是你每年要来一次，我就有理由把土地给你。”我追问他：经济权力究竟是在你的手上还是在市里？他说市没有经济权力，除非市里面有一些土地要发展。市的级别比县高，可能有冲突。但他说省、市里村镇都没有这种经济权力。我问他经济权力在哪里？他说土地的使用权在他那里。地怎么样租出去？租什么价钱？建什么东西？都是县里说了算。后来遇到许多类似的情况，我第一次体会到，县等于是一个公司，科斯理论里面的公司。

第二、整齐划一的增值税是佃农分成制度。1994年是关键一年，这年有了增值税，而且是全国一致的17%。我相当震撼，所有其他的东西，比如卖土地的钱怎么分，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但17%的增值税却是全国一致的。从1994年到今天，一个地区或县的工业投资者要付17%的产品增值税。县本身从增值税里分多少呢？是四分之一，也就是4.25%。

问题是：17%的增值税究竟是税还是租？我是搞佃农理论的，对我来说，这17%的增值税是租不是税。不管你有没有钱赚，都要给17%。这是佃农分成。所以17%的增值税到了我这里，就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佃农分成谁都没有我熟悉。

全国整齐划一的17%的增值税，怎么可能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读研究生时批评过的马歇尔的一个脚注。马歇尔当时的分析就是不允许分成率变化的。分成率既然不能变，县（地主）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分成合约有效率呢？马歇尔说得清楚，地主可以调节资本投入。问题是调整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想着马歇尔的脚注，调查了几个县，发现原来县的地价可以是负数！县政府不仅可以免费为投资者提供土地，还可能免费为投资者建造厂房，什么三通一平更不在话下。激烈竞争就这样产生了，花样要多少有多少。

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世界的奋斗

向松祚：科斯为您的英文论文集所写的序言里说：“中国的制度变革不仅是令人惊奇的伟大事件，而且具有最高的重要性。我以为：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世界的奋斗”。您怎么理解科斯老前辈的这句话？

张五常：科斯一直对中国满怀期望，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老人家一直没有来过中国，98岁了，没可能来了，这次芝加哥会议上，蒙代尔极力劝他到中国来。我和太太也写信给他，只要他来，怎么都行，但医生早不允许他坐飞机了。我欠他很多，中国欠他很多。不能到他满怀期待的中国来看看，很可怜啊。

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是奇迹，还是低估了。那么多人，资源那么贫乏，你要怎么办才能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呢？更不用说富裕发达了。好多人（有些是我的朋友）动不动就批评中国，说腐败一塌糊涂，甚至说五千年没有见过这么黑暗，胡说八道！

我回答他们，不要给我说什么中国的不是。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你必须回答，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环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说贪污一塌糊涂，中国的贪污比其他国家都严重吗？比亚洲其他国家严重吗？没有的事。中国的地方干部很多是非常好的，是真的拼命，想为国家做事。假如中国真那么腐败，人人都贪污，怎么可能搞那么好？批评容易，要说清楚为什么产生了奇迹却不容易。

党领导和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还是中国的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是刻意要赞扬中国人民，但我没有见到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且还在笑。

2004年，在国内的荒山野岭摄影，太太与一个在田中劳作的妇人闲谈。这妇人说不久就有一天可以去工作赚薪水，老板会用大车来接送她和其他人到工业园做园艺。天还未亮就启程，天黑后才回家，带着面包和一瓶水，一天工作可以拿到7美元。我见她笑，问她为什么这么开心。她说生活改善了，有生以来她的植树知识第一次有外面的需求，女儿刚从大学毕业，找到了很好的月薪200美元的工作。就是像这个妇人这样的人，数以千万数以亿计，把国家建设起来了。

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大时代，是一个大时代的转变。时代转变的重点在哪里？是全球一体化？是地球变暖？是科技的突飞猛进？是互联网和资讯科技的奇迹？又或是最近炒得可怕的金融风暴吗？这一切皆非等闲——我们所处的大时代无疑是多事之秋。但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重点。我们面临的大时代转变，重点是全球有20亿以上的贫困人口，为了改善生活一起出来参与国际产出竞争。惊天地，泣鬼神，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这样看，中国重要，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1991年苏联解体，人类就进入了一个大时代，除了近几年人民币的处理失当与去年引入新劳动法以外，中国在这个大时代的转变中占了先机，其示范起了作用。是中国的发展带动了地球上的无数穷人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转到工业去。科斯说中国的奋斗就是全世界的奋斗，是有感而发。

西方经济学说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向松祚：还是在同一个序言里，科斯说中国伟大的制度变革将对经济学产生最有益、最深刻的影响。您始终跟进中国改革历程，绝大多数文章都以中文下笔，您认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的贡献是什么？

张五常：经常有人问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如何来解释中国的事情。上世纪90年代，由严重通胀急转为通缩，长江三角洲竟然大踏步前进，超越了起步早10年的珠三角，宏观经济学哪个理论可以说得通？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全世界没有见到过，哪有理论来解释？我是搞佃农理论的，自己搞点儿投资，到处跑来跑去，想了那么多年，才想明白中国的事情，你要到哪里找理论去？没有地方可找。

大体而言，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是不搞解释的，经济解释是我们几个人倡议搞起来的。当年在洛杉矶加州大学，想搞经济解释的人有，真正搞的人不多。现在连说都没有人说了，老一辈的人都说经济学在走下坡。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时代转变，庞大、复杂，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谈什么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西方经济学发展了200多年，没有大时代的转变写不出来伟大的作品。市场和贸易的兴起，激发斯密在1776年写出《国富论》；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刺激马克思在1867年就发表《资本论》；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通论》。我们今天面对的大时代转变，比起上述三个时代转变要庞大、复杂得多。

我恨不得自己还年轻，有魄力仿效斯密写一本巨著。尽管已经与此无缘，但还是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这应该只是一部大书的其中一章，是重要的。这篇文章是受了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传世数十年起码没有问题。只发表了三个月，一家搜索引擎说该文被引用或提及的次数达8万多次。

我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以中文下笔，希望中国学子比西方学子快一步。这是重要的作品，可能改变经济学的方向，从出版几年来的影响来看，错不了。都是中国的故事、中国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