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而立(5)

2008年12月03日 14:45
来源：环球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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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

我们在学术思想上收获了什么？

1977年的一个晚上，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Tony.Saich)在南京大学当留学生。一个老师兴冲冲地跑进他的宿舍，说：“托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肯定让你很高兴……”

“我知道，邓小平恢复职位了是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了BBC。

那个时候，他听到身边的中国人都在兴奋地谈论：邓小平回来了！邓小平是个搞经济的能手，大家会涨工资，下乡的知青会很快返城与家人团聚，政治斗争会结束。

而在大洋彼岸，一个年轻学者正筹划着研究中国的方法。1979年，张五常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上世纪80年代冬天，张五常窝缩在首钢工人宿舍里，大冬天的晚上，张五常一个人黑灯瞎火地摸索着在简易公厕里方便，一边想着怎么为国家出谋划策，一边还得小心提防着：“哟，这黑灯瞎火的，掉下去怎么办？”

邓小平经济理论

原四川省委书记、中央委员杜星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一向酷爱马的神骏。知道吗？就在20年前的那个马年，1978年，中国冲破枷锁，走出阴影，像盘古那样，高举着改革的巨斧，开天辟地，分明混沌，给中国人民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天地。在我脑子里，最难忘的就是小平同志在会议闭幕式上讲的‘现在我们最大的政治就是把经济搞上去’这句话。此言一出，我们哗哗哗拼命鼓掌。

赛奇、杜星垣的激动不无道理，邓小平提出的邓小平理论，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的论述，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形成了独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邓小平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体制论和第一生产力论。其中经济体制论是邓小平新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支柱，也最能体现他的新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

薄一波说：“长时间内，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内做改进、调整的文章，只是围绕‘放权’与‘收权’打圈子。”（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830～831页。）邓小平的经济体制理论，在根本上回避了“打圈子。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在既定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生产力发展得快一点或慢一点，主要取决于经济体制。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第370页。）

“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就经济方面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邓小平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揭示了在既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的作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的原理。邓小平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第138页。）邓小平总结了

邓小平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第17页。）

早在1979年12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谈话中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五常认为，西方经济学发展了二百多年，没有大时代转变写不出来的大作只三件。其一是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兴起惹来管制，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其二是大资本家的出现惹来贫富分化，马克思1867年发表《资本论》。其三是金融业的兴起惹来大萧条，凯恩斯1936年发表《通论》

张五常认为，“你要能够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对中国经济转型的贴身观察，让张五常作出了理论上的重大创新。

张五常说：“我是1997年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当然，地区竞争某种程度上在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国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2003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2004年底，深夜仿佛睡着时突然想到1966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要是我没有从开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继承家族产业到国内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中国的整体制度是最好的。这个合约的结构，每一个地区都等于一个公司在竞争，通过层层承包，推动佃农分成。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写道：“因为整个大转变是三十年前由中国发起的。中国经济的奇迹发展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是九十年代。后者有大贪污及大肃贪，有大贪污及通胀及大调控，有大通缩及楼价下降了四分之三。乱七八糟。偏偏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跃起来了。为什么呢？这应该是我们面对的大时代转变中的最重要一课，奇怪行内的朋友没有一个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释。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是受到大时代的影响，成功地解释了中国，可惜只算是一章，对大时代的影响不会有谁察觉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