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坛:2010年确定性会增加吗全部实录
李小加:你刚才问,在哪些方面中国还有特别独特的地方,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去香港工作以后,对香港的社会稍微有更深层次的了解。以前也在香港工作过将近10年,但是没有特别地在做这个决策系统。我现在感觉到咱们中国非常重大的竞争优势,可能平常谈得比较少的,就是我们中国整体的领导力和决策力。我指的领导利和决策力,不是简单层面上说中央政府的领导力和决策力,而是整个精英群的,就是13亿人口里面的头1亿或者是头5千万,或者是头3千万,就是真正这个国家核心的领导力所存在,不仅仅停留在政府层面,实际上大规模停在民间层面。中国的领导力和决策力,相对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我们能够非常迅速地做出决策,我们能够非常战略上的做出决策,我们能够非常长久的战略决策。
比如说这样的研讨会,我们每年几乎有无数,北京、上海等各地都有很多。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想问题,都把自己放在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委员的层面上想问题,这是中国极其独特的现象,这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都不具备。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是重大的机遇,也是重大的危机,我们一定要用好。为什么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非常一致性的、很强有力的决策性,使得我们中国在很多的问题上,我们在全国的范围内、整个行业的范围内,甚至在全球战略方面,能够迅速在精英层达到一致。这里面非常重大的背景和原因,是我们中国处于大规模发展的态势中间。
当一个经济、当一群人每天都比昨天好的时候,在决策群中间发生重大争议的机会就少。因为大家都在讨论怎么把饼做大,有可能是争论的中间认为自己是一个赢者,当你认为自己是赢者的时候,决策的效率和决策的战略性会很强。这是今天中国非常非常好的独特的竞争优势,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竞争优势把握住,而且要把它尽量地延长。因为在其他的国家,像奥巴马这样的政府、奥巴马这样的人,这应该是美国200多年来领导力没有这么高的,没有这么高号召力的领导人的出现,而且他的被选,尽管是黑人,实际上是把美国人最优秀的东西,全部在他的竞选中间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对于他予以了极高的期望。可是他10个月以来执政的结果,某种意义上讲,大家说什么也没有做成,到底4年能做成什么?8年内能做成什么?这个很难说,这反映了在非常成熟的社会里面,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它的增长前景会很小的情况下面,意味着所有的政策决策里面,零合的机率是非常大的,他做很多的改革的时候,必定要注重巨大的即时利益。我们90%以上的人认为不是零合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同时我们要把我们的机制做好。因为这种高效率的领导力里面,也带来一个潜在的、未来的危机,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机制,解决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平衡中间的机制。如果在巨大的利益之前不建立好的话,长期来说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有利益的。因为将来我们13亿人,我们总有一天不可能在9%、10%发展的情况下面,我们就会存在着很多的决策,都牵扯到动桌子上的奶酪,一旦要动桌子上的奶酪,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机制,我们将来的决策不仅会失去效果,而且有可能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延长这样的优势,同时一定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中间,要找到将来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平衡之间的机制,总有一天我们会到那一天,我们不能在那个时候再设规矩。
龚方雄:前面几个人都讲得很好,因为我全世界各地都待过,在美国待了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中国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勤劳、自强,而且商业意识非常强。商业意识里面包括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商业文化的问题,也探讨了整体商业文化层面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可以理解。即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浪费了30年,但是在华人社会当中,所做出的成绩都是非常超人的。中国人在很多的东南亚的国家,都是占很少的少数,大概是占5%到10%、10%到15%的人口。华人一般在10%左右的人口,可以占有那些国家的财富80%、90%以上。那么在亚洲其他的地方和地区,比如说新加坡、香港、台湾,这都是华人的文化,但是都知道都不差。中国只是短暂的30年,有一个制度选择的问题,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以后,马上把中国人的这种勤劳、智慧、潜能发挥出来,中国人自强,而且有商业意识。这一点到全球各地去看,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觉得日本人讲的话确实有一些谦虚了,我觉得全球范围内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还是为美国所掌控的。第三个是品牌瓶颈,中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缺乏全球认知的品牌。谢谢!
罗振宇:刚才这个话题,还有哪位有回应?
雷鼎鸣:关于科技和精英的问题,我想说几句话。
中国的科技当然有一部分是在全世界最前沿的,但是我看中国的科技基础还是不够宽,所以科技发展还是需要多利用不同的因素,来调动所有积极的因素。大家可能不了解,香港几个大学里面的科学研究都是全世界第一流的,但是香港的企业家不懂科技,所以他们不懂得利用科技。香港的大学教授搞科研,他们不懂得做生意,所以他们研究出来的成果只能卖给国外,对中国基本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包括国防上面的科技,其实是很多的,所以希望各位的企业家都利用香港的科技。
第二个关于品牌的问题,的确现在在全世界竞争,大家比我更了解,建立品牌当然要看品质是不是好,但是也要看市场营销怎么样。我在这里卖另外一个广告,我在香港科技大学教书,科技大学商学院有一个课程叫做EMBA,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在伦敦的《金融时报》排名是全世界第一的。我是没有怎么参与,我看到它怎么推销、怎么建立品牌,香港人看起来挺懂这些方法的。所以,在这些方面,大家多做一些交流,怎么利用香港,我觉得这是目前中国内地应该多想想的。假如不利用的话,我认为香港是会浪费掉的。
罗振宇:其实这个环节我们为什么谈到中国人崛起真正的秘密,就是因为我们既然面对不确定性,我们就来捕捉不确定性当中的确定性。所以,我们看自己。有一句话叫做“改变世界需要一万年,改变自己明天早上就够了”。关于这一点,我在今年的采访过程中,我也采访了一个深圳的企业家,我问他“你说中国人崛起真正的秘密是什么”,他告诉我有一次到德国跟西门子谈判的场景。他一进门就发现,同样水平的工程师,欧洲的价格是中国大概10倍,当时我觉得很有信心。当天谈判结束,对方的老板问下面的工程师,说卡尔你未来的一个星期任何一天能多加一个小时班吗?为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卡尔的回答是,我回家跟我太太商量,明天早上告诉你,他就更高兴了。最让他高兴的是,第二天一早他继续谈判,卡尔告诉他的老板,我跟我太太商量过了,不可以。他觉得中国所有的竞争力,其实就在他这一路的三个感受当中。
接下来,我们把提问题的机会交给场上的来宾,有请!
提问:我想问一下老百姓关心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刚才刘永好说了,中国现在很多都是过剩的,但是我想了一下,衣食住行不过剩的就是住,住已经到了一个月一个价了。刚才也说了,温总理说我们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增长,促内需很重要,可是我们都知道,买房子不是一个消费,是一个投资。如果这继续是一个月一个价,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为明年的持续增长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如果是好事情我们就要出鼓励的政策,如果不是一个好事情,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
龚方雄:住房的问题今天上午有嘉宾谈过,这实际上是一个土地价格的问题。首先,住房市场要保持昌旺,整个的内需才可以保证昌旺。住房的价格,以及我们国家应该采取什么住房政策,其实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很高的战略程序考虑,不应该变成互联网吵架的话题,如果我觉得在互联网上吵架的探讨层级可能不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最近也在市场上讲过,中国的住房价格高,根本上就是一个土地价格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土地价格,土地在中国来讲,是一个非贸易的稀缺性的资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看清楚,所以这个是要靠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是我们的各个地方政府和企业家要探讨的问题。
简单地把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美国做一个类比,比如说美国100万美金,在美国很多地方可以买一个庄园,一个非常大的别墅,好几亩地。但是,100万美金就600多万人民币,在上海和北京这个地方,最多可以买一个小公寓。美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4万,我们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是3000多。那一比较,显然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呢?很多人缺乏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可耕地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只有40%,美国的可耕地占国土面积几乎是100%,是90%以上。中国整体的国土面积和美国是差不多的,但是中国整体的可耕地面积不到美国的一半,但是中国的总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是美国的1/9都不到。这一年有没有人去做出研判?中国更要命的在哪里?中国是一个迅速城市化的过程,在迅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只有45%。美国是一个已经城市化的国家,他该住在城市里面,该占用的耕地都已经占用了。中国现在还在每年以2000万左右的人口城市化这么一个速度在前进,每年这么2000万,等于中国每年要造出一个相当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每年要建一座。
那么,城市化的进程,显然是一个可耕地流失的过程。很多人说,你讲城市化,城市化可以建在非耕地上,不一定要占用可耕地,那是一个幻想。我经常讲,你说你想想一下,连草都长不出来的地方,人可以存活吗?那个地方怎么可以造城市?那里没有水资源,连草都不能生存的环境,这个事情怎么解决?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土地资源还会继续流失,我们现在在45%的城市化率的情况下,我们的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9,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所以,地价一定是易升难降的。土地的价格长期来说一定是上升的,所以你指望中国的房价、地价有一个趋势性的下跌这是很难的,它有一个趋势性的波动。
但是,我们的周期是一个趋势性的周期,下一个周期的顶部可能比这个周期的顶部还高,问题就在这些,所以我们的住房战略要以此而定。
提问:我是品牌中国的秘书长,我想问一下刘永好先生。上午很多的企业家讨论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大家都愿意站在政府的角度上考虑问题,所以民间有这样的观点,说把中国的600多个市长和3000多个县委书记都换成企业家,中国可能就有希望了。假设任命你做农业部的部长,您有什么样的政策来提高农民的收入?谢谢!
刘永好:我参加了很多的研讨会、论坛,10多年以前,很多的民营企业家上台以后更多地讲自己的企业,我的企业有多大规模了,我的企业明年要做什么了,我还要做什么。但是,在北京、上海和很多的地方,座谈的时候我们民营企业家讲的更多的是什么呢?讲的更多的是社会责任。讲空气、讲环保、讲减排、讲就业等这些大的东西。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参加过很多地方政府的活动,政府讲什么呢?政府讲发展,我们要怎么发展,今年的GDP有多少、明年的GDP有多少。我们专家讲的是什么呢?专家讲的是管理。我们老百姓讲什么呢?老百姓是讲价格太高了。我们农民讲什么呢?农民讲的是收入怎么提高,到哪里打工赚钱多。现实就是这样的,农民讲赚钱多,城市的人讲房子的问题,企业家讲社会责任、讲环保,官员讲发展,专家讲管理,现在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跟10年以前有很大的不一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农民朋友想多赚点钱很现实,城市的朋友说房价高了,他们担心今天不买就买不了的,等过去等过来房子又翻了一番。官员讲发展,不发展怎么行呢?不发展就业的问题怎么解决,GDP怎么解决,今后还怎么发展?那么,我们的企业现在确实层次提高了,特别是北京、上海的论坛,层次都提高了。我们讲管理要清晰,人力资源要做好以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有社会责任。对内表现在关爱外员工、阶级的文化,对外表现在对于相关利益的关照和对社会的一些贡献,包括了减排等等这些,我们的企业成熟了。
通常官员讲话是看稿子,民营企业讲话是随口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普遍是这样的。民营企业家讲话随便讲,官员讲话很多是拿着稿子讲的。我想可能官员的讲话要求更严谨,不能说他不会讲,其实官员非常会讲、非常能讲,而是他讲话的时候要求原则性更强,不能有偏差,所以照着稿子念不会有损失。那么,民营企业轻松一些,该讲的都可以讲,这是一个现象。
这就回答了一个问题,我们民营企业在逐步的成长、进步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在提升、社会的规模也越做越大。特别是经过了这次金融风暴的洗礼,不行的企业倒下去了,给大企业、优势企业带来的空间,所以我最近看到了优势的民营企业强化了。我期望明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会更好,所谓的国进民退,这是伪命题,这是不对的。
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如果让我当农业部长,我可能不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这不是我想不想当的问题,确实有这样的位置让我当,我也不敢当,因为我照着稿子念已经不习惯了。
罗振宇:我相信不确定性这个话题,是最近1、2年,也会在未来1、2年围绕在全人类头上的乌云。
今天中国企业家这个论坛,还办了很多平行的分论坛,一会儿大家可以自由参加,都和我们今天这场论坛一样,在解读这个不确定性。非常感谢今天的来宾和演讲嘉宾,我们的主题论坛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参加其他的平行论坛,谢谢!
在国内现在非常明显,我们现在星期六、星期天的会很多,大家都在这里探讨非常深刻、高层次的一些问题。中国不管是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老百姓,甚至是退休工人,大家都很忙,连退休的人都在忙着炒股。所以,确实是非常勤劳、自强、勤奋的。但是,我还要讲,其实中国未来10年、20年,要再上一个台阶的话,还是有很多很多挑战的。我经常讲的一句话,或者是我非常崇尚的一句话,就是小富靠勤奋、中富靠运气、大富靠智慧。
这一点我觉得中国要上到另一个台阶,我们现在还缺乏很多,我们还要进行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我们发展当中的几个瓶颈问题,哪些瓶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三个瓶颈。一个是中国缺乏资源,这是进一步制约我们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战略的瓶颈。第二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相关专题: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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