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口述:我为什么倡导市场经济(2)
二
在一开始,吴敬琏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遭致攻击的“靶子”,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用“市场经济”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正名,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和广市场经济”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他们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则是同“命令经济”或“统制经济”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正是用前者替代后者,因此,可以叫“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领导人对这个意见的批示说,“这是一个可以和应该深入讨论的理论问题”,让中央在1987年成立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组”(由郑必坚、龚育之牵头),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7月15日,《人民日报》以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为题,发表了吴敬琏和胡季的那篇报告,这也是中央党报上第一次正式出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
然而,随着物价闯关的失利,对“市场经济”的研讨不但全面停滞,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反的理论思潮。
198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中国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一文,内称,“如果我们……让市场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不重视乃至削弱和否定计划经济的重要作用,必然会导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瓦解。”其观点与一年多前的吴敬琏和胡季一文观点截然相反。
十天后的11月7日,吴敬琏接到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孙尚清通知,要吴随他去中南海中区西楼参加一个会议,总结1989年“七十天”的经验与教训。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展开了第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
据吴敬琏在口述史中回忆,他一进会场,邓力群就看到他说,“吴敬琏在我们好久不见了。”吴答,“是有一个五年计划了吧”。邓说,“不对,有两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两人有十年没有谋面了。会议一开始,第一个发言的是财政部财科所的原所长许毅,他原是华东税务管理局的办公厅主任,调任北京后,与吴敬琏相熟识。他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中心意思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改革出了毛病,本来应该计划取向的,却搞了市场取向,导致重复建设、通货膨胀、贪污和诸侯经济等等这么多的问题。
接着就是吴敬琏发言,他也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说,自己对许多现象的看法和许毅的观点很相似,但是对这些现象的原因分析,与其的距离很大。对于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确实需要冷静的思考,人们在十年改革中得到了许多利益,为什么还有不满?接着,他分析了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和腐败横行三大社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主要的根源是发展战略和改革进程出了问题。发展战略上的问题是急于求成,用各种手段支撑高速度,改革的问题则是不明确到底要把原来体制下的哪些东西改掉,要改成什么样的体制,改革的具体道路不清楚。改革初期走放权让利的路,用承包制等方法“调动积极性”,这些做法早在50年代就搞过。应当用新办法,扩大市场的作用﹔而如果按放权让利的思路搞下去,会出现很严重的恶果。
对于那种认为腐败等现象都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看法,吴敬琏表示不能同意。他说,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是天生的平等主义者。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平竞争立法上就规定不能有任何价格和其他歧视,不能像在价格双轨制下那样,有批文的和没批文的、有权的和没权的价格不一样,那不是市场经济原则。双重体制下的经济既是货币经济,又有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于是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这才是目前腐败蔓延的原因。最后,吴敬琏还推荐香港汇丰银行一位经济专家的文章,此文论证说,股份公司只是一种管理形式,它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也可以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他的发言至此,许毅同志打断他说,这一点我和你绝对对立。
那天,一个上午的会就只有他们俩人发言,旁边的人大多没有参与争论。
吴敬琏的观点在很多人看来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观他把自己孤立在了“主流”之外。就在他与许毅展开论战的同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民营经济的整顿运动,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记载,1989年下半年,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06万家,减少一半多。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是党员的,可以暂不考虑劝其退党。这个政策所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是不言而喻的。
在公开的报刊上,种种反对市场化改革的声音喧嚣尘上,1990年1月,北京《当代思潮》发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2月22日,北京一家报纸发表《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长文,作者提出一个质问: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回答是,有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文章说,资产阶级化的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相关专题:耄耋吴敬琏:市场经济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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