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口述：我为什么倡导市场经济(3)

2010年01月20日 16:38
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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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吴敬琏以及改革派人士此时的危险和被动，并不仅仅来自国内的思潮压力，同时还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挑战。就是在这段时期，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剧变”

在东欧各国相继“变色”的同时，苏联也开始迅速瓦解。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镰刀锤子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东剧变”给同样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在骇然之余，思想界形成了几种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苏联和东欧各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和阶级斗争学说才导致了今日的政权丧失。这一思潮当然对吴敬琏等市场派人士造成了空前的政治压力。

1990年的夏天，吴敬琏偕周南去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后回国，途经刚刚合并的联邦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苏联。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北京的路上，他的心情越走越悲观，国内及国际局势的变幻让他更为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出路。

吴敬琏认为，造成苏东剧变的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经济体制的缺陷和建立在这种体制基础上的经济政策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经济没有搞好。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它们采取集中计划体制，企图根据预定计划，用行政命令在成千万中产品的成万生产者间配置社会资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有些国家企图对这种僵化的体制进行改革，建立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由于目标不明或方法不对，也没有能取得成功。这样，经济情况愈来愈糟，使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他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只有搞好改革开放，在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取得胜利，才能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就在吴敬琏归国后不久的1990年7月5日下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一次经济问题座谈会，十多位经济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薛暮桥、刘国光、苏星、吴树青、袁木、许毅、吴敬琏等，总理李鹏和政治局常委乔石在座。吴敬琏与“计划派”再次当面交战。

与去年一样，许毅还是打头炮，坚持反对市场化取向的主张。吴敬琏又是第二个发言，他说，你说的那些现象都有，但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对和改革“急于求成”，而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够坚决，不够彻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口号不妥当，应该明确“市场经济”

这时，袁木接着吴敬琏的话头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吴敬琏提醒他，陈云1981年就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时也讲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这个词不能用？袁木又说，正式文件里没有这个提法，既然正式文件里没有就不能用。吴敬琏说，大家都看了邓小平讲话的录像，既然他都认为可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就大逆不道了？其间，又有人几次打断吴敬琏的话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是中央已经定了，只能讨论怎么结合，不能讨论这个提法本身。但在会议主持者的容许下，吴敬琏还是坚持讲完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次座谈会上，薛暮桥和刘国光也站在吴敬琏一边，强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维护市场取向的正确方向，应当恢复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十三大”的提法。而在论战的对方，除了许毅、袁木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当过《求是》杂志总编辑的有林也是最活跃的人士之一。

一时间，双方互不相让。八十六岁高龄的薛暮桥情绪十分激动，一度连话也说不清楚了。会后，他给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因年事已高，思维不如过去敏捷，临时边想边说，中间又插话频繁，该说的没有说清楚，不需要说的却说了不少，没有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对此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又把自己的观点详尽地讲述了一遍，认为必须认清形势，当机立断地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信中，薛暮桥也谈及了他对“苏东剧变”的看法，他写道，“最近大家对东欧剧变议论纷纷，我认为，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来加以解释是不够的，苏东挫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未作彻底改革，老是跳不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这些国家采取对传统体制修修补补，或者搞一点零敲碎打的改革的做法，至多只能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

薛暮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这封信在起草过程中得到吴敬琏同志的大力帮助，他对我写的原稿做了许多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