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庄”李启红
《财经》记者 王培成 张鹭
得知丈夫林永安已被警方控制,时任广东省中山市市长的李启红,给市公安局负责人打了一个电话。“先带走配合调查。”电话那头回复。这是2010年5月30日14时左右。
不到三个小时,李启红本人亦于家中被中央纪委带走。据其日后在庭审中回忆,彼时的她“人都傻了,脑袋像炸开一样”
当日晚间,广东省纪委通报李启红因涉嫌严重经济违纪问题被查。并非巧合的是,中山市最大的上市国企、市值过百亿元的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山公用,000685.SZ)当晚宣布次日停牌。
此前的5月29日凌晨,中山公用董事长谭庆中及其妻吴曼萍在家中被带走,总经理郑旭龄被警方控制。相继被调查的人数达十余人,除上述人员,还包括李启红的弟弟李启明、弟媳林小雁等近亲,以及相关私募基金的高管。
近一年后的2011年4月6日,涉案的十名被告于广州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李启红因涉嫌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其余人亦各自分领相应指控。
法网之内,包括权力顶端的市长及其亲属,与之往来密切的上市公司高管及身边人;而漏网之鱼,既有连续拉升14个涨停的身份不明的主力,亦不乏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的国有企业,以及如过江之鲫的外围跟风者。
在已披露的证券个案中,这是迄今第一例正厅级官员被诉内幕交易罪,其涉及人员之多,获利金额之巨,操作手法之隐蔽,堪称罕见。中山公用的重组涉及当地多个部门,任何环节的参与者都可能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在保密制度阙如与监管仍存漏洞的当下,铤而走险者众多。
虽然同涉内幕交易罪,但与“问题首富”黄光裕兄弟、广发证券原总裁董正青等市场作手不同,李启红案的意义在于将刑责延伸至腐败链条的上端——权力中枢。实际上,中山公用案突破了传统的单点线性合作,而是以市长这一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之便利,将行政权力、国有资本、市场作手汇于一体,内外互动,上下其手。这已凸显某些权力向证券市场成规模渗透,亦警示重建监管追责体系的真空与艰难。
“隐形人”
广州市越秀区仓边路28号,庭审当天的广州市中院门外,气氛紧张非常。
法警提前一个小时即在大门设障,数辆警车泊于路侧,无法入场的外地记者于大门外徘徊。位于四楼、可容纳90余人的第二法庭座无虚席,连视频会议室都坐满前来旁听的相关人员。
在包括证监会人员在内的旁听者见证下,十名证券“隐形人”次第现身。除李启红外,还包括林永安、李启明、林小雁、谭庆中、郑旭龄,以及中山公用关联企业的中层郑浩枝及其妻子陈庆云、周中星及其身边人费朝晖。
“领衔”出庭的李启红,身着看守所黄色马甲、黑色囚服,头顶斑白,面容憔悴略呈“高原红”,观之与普通农妇无异。甫入法庭的李即用目光在旁听席搜寻家属,并微笑、点头致意。
身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和受贿三项指控,李启红在庭审过程中,除短暂的哽咽、失控以外,多数时间表现平静,思维清晰,应对如常。
对于上述三项指控,她当庭一一认领,仅在涉案金额、泄露内幕信息的细节上提出异议。李启红认为,自己仅以内幕交易为案由被“双规”,其余两宗罪系主动交代,应认定为自首情节。
在谈及对自己的行为有何认识时,她强调深感“痛心”,因不懂《证券法》,最初以为自己犯了事“就是个行政处分”。应中央纪委要求,她将自己“50年来最惨痛的教训”写成悔过材料,其中包括她认为一位高级别领导干部需要学习的法律种类。
回答问题的间隙,她不时回望旁听席上的独生女儿,临渊舐犊,其情也哀。
起诉书指控,在2007年6月11日至7月3日之间,亦即中山公用的前身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用科技,2008年10月更名为中山公用)重组的价格敏感期内,上述人员之间分别有泄露内幕信息、利用信息买卖股票并获利的行为。
但企业重组的时间跨度,远比司法认定的价格敏感期要大,一切有待重新梳理公用科技的重组之路。
相关专题:中山公用卷入内幕交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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