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克强经济学核心是结构性改革

2013年08月14日 19:14
来源：《国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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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要在调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国企》：有人认为，目前新一届政府的一些举措，是加大市场经济的表现，这对国有企业有无影响？国有企业很多身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可能“船大难调头”，您对此有何建议？

张政军：新一届政府加大市场化力度，如取消上百项行政审批项目，对小微企业出台的利好消息，以及调整产业结构，既对小微企业有好处，对国有企业好处。一是精简行政审批对任何企业都是利好，凡是涉及行政审批的事项都可以更高效率地完成；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各类企业的长期有效发展；三是很多领域的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都是同一产业链上的上下游合作关系，小微企业更有竞争力非常有利于整体产业链竞争力的提升，对市场化经营的国企也有大的好处。

另外，我不太同意用“船大难调头”来形容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领域的国企。首先需要正视市场经济下周期性产能过剩是正常现象，对政府和企业来讲最重要的是评估周期的长短和对企业影响的程度，并拿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其次调整过剩产能采用退出政策，应主要针对结构性产能过剩；再次从长期应重视消除导致政策体制性产能过剩的政策体制原因。

祝波善：目前出台的一些政策，对于国有企业影响并不大。实际上，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与“船大船小”无关，而是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定位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不真正搞清楚，就不会真正聚集其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和压力。

眼下的现实是，央企中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企业内部也存在大而全、小而散的现象。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央企大干快上拼规模，应该说央企“做大做强”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这时候提出做‘减法’是有必要的。

国有企业最需要的是改革。改革的核心是：第一，对于国有企业实现分类监管；第二，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不仅要能够做加法，而且要学会做减法，对于一些低效资产必须要能够退出；第三，立足于产业升级的要求，对国有企业进行新一轮的重组，这个绝对不同于过去为了监管数量的重组。

陈及：最近在看一些行业财务报表时，我发现与民企和外企相比国企的效率相对较低。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央企巨亏，这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是因为国企体制不能充分适应市场变化的客观要求导致的。如果将外部环境和行业特点当作亏损的主要理由，企业无疑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财政补贴企业来降低负债率。但民企和外企也同样身处这个大环境之中。动辄要求行政干预，破坏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占据最优资源的国企，要反省企业在投资决策上的失误，管理水平较低与盲目扩张追求速度，而不是找各种理由开脱。

“克强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是市场化取向的、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国企要转型，要弱化政府主导，不能再走计划经济时期的套路，要充分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政府对国企必须减少行政干预，不能再用统制经济的办法管理国企。比如，政府不应该大量补贴国有企业。其次，政府不应该对国企干预过多。如有的国企明明一直在亏钱，却还要大量生产。按市场规则来说，亏钱的企业自然就会退出这个行业。这样不会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国经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拒绝权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拦阻。

李锦:“克强经济学”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随着市场化的加快与金融向小微企业倾斜，国有企业面临更大挑战。目前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结构性改革”对国有企业影响很大，不调整不行。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要根据自身功能定位，进一步梳理主业，明确不同领域不同特点的布局结构调整思路；根据各个行业的现有布局状况，明确加强和调整的重点，做强优势行业；根据产业发展的趋势，明确重点发展方向，占领新兴产业制高点。要通过兼并重组、关停并转、加快“走出去”等方式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要考虑区域布局，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注重东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国有资本的合理高效配置。

经济减速，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压力，企业、市场、银行也有压力。有压力才能转型，没有压力是不可能转型的。不在调整中走向兴盛，就在调整中走向衰败，这是无法回避的命运，国有企业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和中国政府的经济和产业政策相关，还与国际经济和贸易环境息息相关，堪称是目前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可以说，如果这一艰巨任务得以出色完成，“克强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获得了成功，如同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经济学”引导美国人走出滞胀危机重返“山颠之城”一样，“克强经济学”也将带领重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持续繁荣。记者赵春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