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不能再出错

2013年11月09日 01:52
来源：经济观察报作者：新望范世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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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发展方式转变任务紧迫深化改革更刻不容缓

经济观察报：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一个很纠结的问题。发展快了想不起改革，慢了，首先想到的是宏观调控。

吴敬琏：自从中国经济增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减速，人们就开始讨论，这种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如果是前一种，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再配合采取刺激增长的短期政策，经济增长就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是后一种，则需要针对造成这种趋势的深层原因采取改革措施。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降速。宏观经济出现减速问题，过去惯常的解决办法是采用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去动员海量资源投入救市，拉动经济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就是这样做的。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但是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经济增速就开始连续5个季度下降。如果减速只是周期性的，结果不会这样。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达到惊人的程度。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我们有这样高的投资率。在大跃进高潮的时候，投资率也没有超过40%；日本高速增长时期，最高投资率是34%。即使统计上有几个百分点的高估，目前接近50%的投资率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还试图继续依靠强势政府动员海量资源支持短期增长率，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行为，结果会非常严重。

经济观察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中国银行曹远征、德意志银行马骏等经济学家分别做的全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都发现国家资产负债表近年来加速恶化。

吴敬琏：是的。政府动员海量投资来对付经济趋势性下行时，因为相当一部分项目其实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就直接造成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率的攀升。一旦遇到外生的冲击，就可能爆发系统性的危机。

经济观察报：消费、出口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出口不力，消费不振的情况下，要维持经济增长，最终还要依靠投资。

吴敬琏：你说的这种政策分析思路确实很流行，从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可以说是主流的取向。其实所谓“三驾马车”的需求强度决定增长速度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短期分析框架，处理的是短期问题，不是中长期发展问题。凯恩斯本人有一句名言，叫做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也就是说，他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建议针对的是短期问题；至于长期问题，他还是赞同以前的主流经济学意见的。

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历程看，我们现在遇到的恰恰是中长期增长中趋势性下降问题，面临的是中长期发展中存在的矛盾。这种情况下用“三驾马车”框架去分析中国的增长问题并不合适，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认为怎样分析中国增长率的趋势性下降问题呢？

吴敬琏：产出的中长期增长由几个要素，或者叫“动力”支撑：一是土地和自然资源投入；二是劳动投入；三是资本投入；四是效率提高。前三种动力支持的增长都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问题，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有最后一种动力，也就是通过效率改进支持的增长可以持续下去。苏联人把前一类增长模式称为粗放型（或译“外延型”）增长方式，后一类增长模式称为集约型（或译“内涵型”）增长方式，中国也沿用这种说法。要处理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解决之道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海量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

经济观察报：可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提出来好多年了，问题好像并没有解决？

吴敬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来了。到90年代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中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是后一个转变的基础。可是中国往往出现数典忘祖的事情。一个政策原则经过很大努力，终于被政府采纳，写到政策文件中去。然后大家都跟着说必要性、重要性，可说了一段时间，又忘了为什么要这样说了。2004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就又有一场关于重化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我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大讨论，结果写成了一本《中国增长模式抉择》，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最近，上海远东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新版，因为书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早就写到了文件，可是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这样经济发展方式当然转不过来。

经济观察报：你在2005年出版的书就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这些年过去了，岂不是变得更加紧迫？

吴敬琏：当然。对投资驱动越来越严重的依赖，造成多方面难以化解的问题：从微观上说，经济增长伴随着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现在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地、水和空气——都出了大问题；从宏观上说，货币超发，国家资产负债表加速恶化，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短期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在收入分配方面，因为投资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在分配上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比重就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占比越来越低，成为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在社会方面，政府权力对资源配置的行政命令导致腐败蔓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明显降低。

现在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克服妨碍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这样经济活动的效率才会提高，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推出“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是重启改革重要步骤

经济观察报：你今年和马国川合写了一本《重启改革议程》，好像主要谈的就是重启改革刻不容缓的道理。

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是去年十八大之前付印的。在十八大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有非常对立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驾驭”市场、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海量投资支持GDP增长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模式”既创造了“中国奇迹”，又“震撼世界”，足以充当世界的楷模。另外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当时双方争论非常激烈，前一种声音的力量非常强大。直到去年春天之后，形势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大家有机会看到以“重庆模式”、“高铁奇迹”为代表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依然适用，就是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经济观察报：那你认为目前改革已有共识？

吴敬琏：我认为在中共十八大前后有识之士已经形成了共识。这个共识就是：社会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点，除非重启改革，别无他路。针对当时的大争论，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给出了回答，要求执政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这就要完善各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这标志着重启改革正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工作任务。

经济观察报：对于要不要进行总体方案的设计，社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不需要进行设计。

吴敬琏：我不太同意这一观点。在中国改革前期，确实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整体规划，“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传统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对打开旧体制缺口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胶着对峙造成很多严重问题，局部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要形成激励兼容的制度框架，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震荡，就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方向和优先次序进行认真研究和部署。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央先研究确定了改革的目标模式，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在精心研究、设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整体改革方案。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这轮改革，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在短短几年内就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了，实际上是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也就是说，90年代的改革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而是整体推进战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那一轮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

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来确实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是逐渐演化形成的。但我们是一个后起的国家，不能再等几百年让它自然形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巨大又复杂的制度架构，不能够边设计边施工；各个部门自己去设计，然后拼起来，又很容易受到部门利益的左右。这就需要对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的改革进行总体设计，保证这些方面能够相互配合，共同朝向深化改革的方向起作用。

经济观察报：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

吴敬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注意。所以整体设计需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广东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和工商登记简化改革，等等，这些都应该吸收到总体改革规划中去。

经济观察报：你建议改革设计最好采取“最小一揽子”方案？

吴敬琏：是的。现在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要进行的改革千头万绪，决不能事无巨细，四面出击。问题太多，所以要分清轻重，筛选出一组相互关系密切、又是关键性的改革项目，形成所谓“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改革方案。

经济观察报：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腐败蔓延问题。

吴敬琏：这确实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腐败这么严重，它的体制性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遏制腐败？

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有过很多研究。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吸收了学界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腐败要从源头上根本治理。这个源头在哪里呢？最重要的就是行政审批制。所以在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但2004年以后，出现了“局部过热”这个词，要用行政措施撤减项目，结果行政审批又变相回来了，原来对腐败体制性原因的很多分析，又被人们忘记了。

其实，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直接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个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形成了利用公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腐败四处蔓延的局面。所以要解决腐败问题，还是要从根源上研究和解决。只有进一步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约束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才能铲除腐败泛滥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也有人认为收入分配是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吴敬琏：这些年，党政领导人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热切地希望缩小收入差距。但我总觉得，对于这个问题产生的基础性原因分析不够，于是就把注意力放在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措施上了。由于再分配靠国家财力支撑，财力用得过多，就要靠加税来弥补，结果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从根本上说，分配是由生产决定的。要解决当前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问题，首先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尤其要让他们成为有产者；其次，目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和征购办法使农民很难分享土地升值的利益；第三，农村创业得不到资本支持。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