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放水救经济吗？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回应(图)

吴晓灵接受凤凰财经采访（张熙拍摄）

凤凰iMarkets讯（驻伦敦记者静楠）11月8-10日，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在伦敦举行，来自亚、欧两大洲22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政、商、学界领袖出席。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集体采访，提到需不需要放松货币政策，采用刺激措施来发展经济时，吴晓灵称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采用一个中性的政策。目前重要的不在于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而是要让市场出清，恢复投资者信心。

吴晓灵称，大家不要认为在中国好像降息降准就是怎么样了，下降存款准备金率，是补充由于正常需要的基础货币不多，跟放松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银行间流动性并不短缺，缺的是什么，短缺的是市场投资的信心。

吴晓灵提到，“我们的货币政策到底变没变？取决于我们的中间目标，就是M2，增长12%左右，中央银行一直看着这个中间目标在调控，所以应该就是说他的货币政策的取向没有发生变化，因而这个事情就说在降低利率确实是在放松，能够鼓励企业更多的用来投资。可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其实是中央银行在用另外的手段在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货币，这就是对于货币政策取向的，这就是我讲货币政策的取向还是一个中性的。”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申请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有合作前景

记者：围绕这次博鳌亚洲论坛，在亚欧互联，金融互联方面的一些问题，请您谈一些看法，包括还有近期中国确认了申请加入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这个事情，您是否了解有哪些具体的情况，或者未来会有哪些合作方式？

吴晓灵：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我先说吧，因为我现在不在职，不太知道详细的情况，但是我总觉得亚洲和欧洲其实有好多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任务，而这两个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都不会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开展业务，因而合作的前景还是有的，但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这些事情我还没有太关注过。你就是想问问今年博鳌亚洲论坛金融合作会议定位于亚洲的金融互联怎么来看待这个潜力，我是这么想，金融是一个服务业，多年来其实大家把这事给忘了，金融经常高高在上的老想控制各个方方面面，但是忘了自己的这种服务，世界金融危机其实得出了一个教训，如果金融业偏离了对投资贸易这种实体经济活动的支持，自娱自乐地搞好多的创新，最后其实会在这个特别是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之下，是会酿成一些个金融泡沫，对实体经济反过来会造成伤害，因而我们要各国，在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其实要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亚洲和欧洲应该说在贸易往来上，还有在投资，就说因为有贸易网络那么要互联互通投资这方面应该说是有很多的需求的，基于这样一种基础，既然我们有贸易的需求，也有互联互通的需求，金融的需求也会随之而来，因而金融合作的前景还是很广阔的，没有金融的服务其实贸易和投资也很难高效率的进行。

看好中英金融合作，学习英国的开放、法治、尊重市场和金融监管经验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英两国近年来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今年9月份在京举行的第七次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上的，中英达成了53项重要成果，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有许多创新的亮点，譬如说金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一个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些合作，然后您觉得在哪一些具体的领域未来可以加强合作？

吴晓灵：我想中英在金融合作方面我也比较看好，因为首先在政治互信上的，我觉得中英还是做的比较好，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而且我也非常敬佩英国的一些金融机构，一直致力于和中国金融界的来往，在中国提出亚投行以后，又是英国第一个提出来要加入亚投行，这样的话其实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我还看好中英合作是因为英国这个国家非常注重法治建设，非常注重规则，那么无论是亚投行的建设，还是中国的金融改革，中国的法治，中国的建设都需要法治精神，所以中英合作既有政治上的互信，又有制度建设方面的这种互补，所以我非常看好。至于说习主席签订了这么多的经济合作，在金融合作方面谈到了就说的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还有科技怎么样支持金融，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因为互联网金融的这个监管，我认为没有超出我们的传统金融监管的基本理念，就是互联网金融就其本质来说还是金融，只不过它是信息技术在金融业务上的更广泛，和深度的融合和采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集中传统的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其实英国还是比较灵活的，一直到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正式有比较严格的监管，在此之前还是比较尊重市场规则的，因而能够在这个方面来向英国学习怎么样在尊重市场自主发展的基础上，看到了市场运行当中的不足来加强进行监管，就是政府的介入一定要是在市场失灵，市场自律不足的基础上来介入，而中国是从新中国建国以后，金融管制非常厉害，一直把金融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工具，所以我们的管制要比西方要多，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学习就是更多地来向金融监管，就是英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大家互相取长补短，这还是非常有用的，因而互联网这个金融的监管我个人认为其实就是既要遵循金融的基本规则，又要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在这两者之间取一个平衡点。因而我们的合作的领域潜力还是比较大的，金融支持科技发展同样面临这个问题，科技要求创新，但是创新失败的概率是非常之大的，这个和中国的稳和金融的稳健经营又是有矛盾的，那又要在创新和稳健经营方面取得一个均衡点，在美国处理的比较好，就是因为他有VC和PE的发展，通过风投，通过风险投资，通过股权投资来解决高风险企业的融资需求。在这一点上我要说句不客气的话，在这点上英国不如美国，伦敦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但英国及我们还是要在VC、PE的发展方面要更多地借鉴美国的。当然，英国作为一个金融中心也还有很多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

互联网金融一样要接受监管

记者：您刚才提到金融稳定与创新，我想提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咱们国内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您认为对于互联网金融这块我们应该如何在看这个监管之间取得平衡？

吴晓灵：互联网金融国家的监管政策出来以后，好像跑路潮比较多，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互联网公司介入到金融业务当中来，我认为它必须遵守金融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只是在经营自己的钱，那是你的财产运用的自由，如果你要是在筹集了社会的，特别是小额公众的钱，那么他就要互信，必须要接受金融的严格监管。这个底线说了好几年了，金融监管当局说了好几年，红线就是互联网企业介入到金融活动当中只能够提供信息平台的服务，不能够有资金池，不能够把债权分成二百份以上，来进行经营，这些事情其实监管当局一再的声称了，但是有好多的互联网企业没有遵守这个规定，特别是大量的，有一千多家P2P的平台，他们更多的都是在做资金池业务，没有立足于对借款人的征信服务，很好的当好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这种信息平台，他就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管监管当局出不出监管意见，当你的借款人不能偿还的时候，出现风险是必然的，出了风险你补不了，跑路也是他的一个选择，尽管我非常不赞同这种办法，但是很多人他就是出于还不了了，他就采取跑路，跑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就想在这个创新和稳健经营方面，我们就记住守住红线，就是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利益，有互信的活动一定要接受监管，一定要严格控制风险，在此之外的你才能够说更多的创新。

互联网催生自金融的蓝海

我觉得互联网在金融方面最大的创新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很多原来不能够一对一的就是签约的事情，现在在互联网上有可能扩大范围了，这就是我说的自金融，也就是我过去认为的自金融的蓝海。因为信息处理成本，搜集成本和分析成本都比较高，所以金融都是为了大客户负责的，但是现在互联网技术把这个过程变得简单透明了，那么就可以使得很多的人可以自主的来决定我的资金运用，那么这就是P2P，这就是我看好的P2P和股权众筹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我把它定义为自金融，这些是金融业过去没有服务过的客户，要是一个曲线是一个中型的，咱们的概率曲线，那么我们的大客户们，就是传统金融的大客户都是那个峰值，可是后头的就是很多的人，人数众多，要求的金额比较小，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金融服务还没有覆盖的那一个层面，就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在有金融服务需求的时候，能够以适当的价格及时的方便的有尊严的获取金融服务。

解决金融服务问题之前，需要清晰的产权制度

凤凰财经：吴行长想问一下十年前在行长办公室的时候，我采访您是就物权法还正在起草的时候采访您关于这个抵押权，那么经过了十年，您觉得在金融的这种投资渠道畅通以及法治这种软的基础设施的保障上，您觉得中国和英国，当然不能是很硬的去相比，但是您觉得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我们既然来这里要做一个学习，刚才您多次提到学习，那么您觉得这里头差距到底是怎么去弥补它？

吴晓灵：我认为在金融活动在微观层面来说，就是一个财产权的运用，一个财产权的自主运用，作为投资人来说，他应该更多的来了解他想投出去的标的风险的状况，作为监管当局来说，也应该更多的遵循投资者适当性原则，你想投资，你得看看你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多大，这样的话就是在投资方。那么在融资方来说，首先我们应该是重视他的信用的积累，信用的评估，征信服务，但是当你的金额比较大的时候，风险也就会比较大，因而要求各种财产权的抵押，这也是必然的。在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就是我们对财产权的平等的严格的保护方面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对于财产权是有区分的，在英国我觉得财产权是没有区分的，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平等地保护各种所有制的产权，要让他们平等的来使用，就是社会资源，我们提出这个任务了，但是我们的法律上边用词是有区别的，基本上就是国有财产，那就是基本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保护集体财产，对于个人财产就是保护个人的合法财产。我写过两次议案了，我希望把合法两字给去掉，为什么呢？财产就是我的，你就是合法的，如果我不合法的话，那就不能是我的财产，我是非法取得的财产那你就可以去起诉我等等的。为什么有了合法这两个字不好呢？既然你界定合法财产，那就是说的有罪推定，你上来就说你这个财产是合法的吗？所以对于个人财产的保护其实是有先决条件的，先审审你合法不合法，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我们，就是中国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特别是和英国的法律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抵押权上的中国农民难以获得很好的金融服务，就是我们的土地制度，其实各国的农民他要获得比较大金额的长期的融资服务都要靠土地抵押，但是我们现在因为土地是公有制，现在我们有创新，就是把土地所有权，经营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解决农民获得长期大额的金融服务抵押担保权不够的问题，但是承包权经营权的流转也很难很好的形成市场，这个也是我们要面临的很重要一个制度问题，在解决金融服务之前很重要的产权制度，就是产权制度还有抵押担保权制度的问题。

消除产能过剩，保持货币政策的中性

记者：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不久前表示，要反思“3%的赤字率红线”和“60%的负债率红线”是不是绝对科学的标准。 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货币政策是什么？已经有几次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还没有很好的效果，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觉得人民币应该下降了，这个会帮助经济，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什么？

吴晓灵：我听明白你说的意思了，货币政策的一个问题，一个说法就是说想刺激经济的增长。

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现在就说的中国确实是实行了六次降息可能也是六次降准吧，这个数字你们再去统计一下，我认为这两个还是不完全相同的，就说的利率的下降确实是因为经济发展减缓，企业的收益率在下降，它承担高利率的能力也在下降，因而为了刺激，为了鼓励吧，不说刺激，为了鼓励企业能够更好的去投资的话，有必要把利率水平下降，而存款准备金率的下降和这个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存款准备金率过去在传统的，因为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是轻易不动用存款准备金这个工具的。

但是中国呢为什么从2003年以来这十几年频繁地在动用存款准备金率，是因为人民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被动的吃进了很多的外汇，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从2003年的两千多亿不到三千亿，到了现在三万多亿了，十倍的增长，这个时候人民银行过多的吐出一些基础货币，所以到2011年之前，人民银行基本，应该说的到危机之前，人民银行基本上是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来对冲我们由于过多的储备人民币而吐出去的基本货币，它是一个中性的政策，不存在紧缩。那么从2009年之后进来的少了，特别是到2011年基本上就开始就是外汇储备逐渐的在开始下降了，到现在下降的比较多一些，这就是什么呢？这是中央，就是中国的基础货币吐出的渠道发生变化了，原来是通过买卖汇就把基础货币吐出去了，吐的多了就要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升来对冲掉，而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因为外汇储备基本上不再增了，或者增的少了，现在甚至在下降了，那么这时候就基础货币市场上的基础货币它的来源的渠道就变了。

最近几年中国的央行提出来了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补充抵押贷款等等，通过这些再贷款的方式，不同期限再贷款再向外提供基础货币，然后这个量也不太够，所以就在下降存款准备金率，这个是为了什么呢？是补充由于正常需要的基础货币不多，所以这个跟放松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因而大家不要认为在中国好像降息降准就是怎么样了，我们说的，我们的货币政策到底变没变？取决于我们的中间目标，就是M2，增长12%左右，中央银行一直看着这个中间目标在调控，所以应该就是说他的货币政策的取向没有发生变化，因而这个事情就说在降低利率确实是在放松，能够鼓励企业更多的用来投资。可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其实是中央银行在用另外的手段在向社会提供必要的基础货币，这就是对于货币政策取向的，这就是我讲货币政策的取向还是一个中性的，但是社会上要不要借钱，他去不去投资不取决于中央银行放出多少投出来，当然如果他们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中央银行不提供的时候，会对经济产生制约，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现在的情况是经济情况不好，各个企业不愿意去投资，商业银行也不敢去放贷款，因为坏账太多，企业风险，企业也找不着好项目，这时候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企业投资的欲望都在下降，而我们还在不断的降低利率，而且除了必要的提高存款，就是放出通过存款准备金率，放出去以外，其实不需要的时候，还要为了给市场一种安慰，又在下调，现在的银行间的利率已经到了2%左右了吧，已经是这么多年以来比较低的了，商业银行的超额储备率也在上升，说明什么呢？说明银行间流动性并不短缺，缺的是什么，短缺的是市场投资的信心。

提升3%赤字红线有余地 更重要的是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说的好像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不足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市场出清，就是把那些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让他推出市场，这样的话市场因为咱们的产能太过剩了，谁出来东西都卖不出价格去，即使是在国际上的能源，原材料价格都下降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价格还上不去，那么只有把多余的产能都给消除掉了，这时候好的产品才能够卖出价钱去，所以这时候要辜负经济投资的信心。重要的不在于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我认为还是要保持一个中性的政策。

记者：货币政策不灵的话，是否需要考虑财政政策？

吴晓灵：在货币政策不能够过度出力的时候，我认为更第一位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这个结构的调整就是要出清那些个低效率的企业，那么在这个财政政策起个什么作用呢？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一个是我们的财政政策要适度的减税，让企业能够有盈利，他有盈利他才愿意去投资。另一方面我们的财政政策不能够过多的直接去投资，自己不要直接去投资，应该把钱花在保证社会底线上，就是解决市场出清的时候那些个企业的，要让企业倒闭的企业职工他的生活能够有所着落，而且能够让他更方便地去寻找另外一个工作，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表现在第一是通过减税，让企业更愿意去投资，第二个就是要做好社会保障的托底，让市场出清，对企业的职工有一个妥善的安排，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如果是还需要增加财政的赤字的话，我认为还是可以的，中国还有余地，但是更重要的还要提高我们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我们现在的财政，我说过很多次，就说朱镕基总理三年脱困的时候是四千亿的财政支出一年，现在是十四万亿，我们的财政支出提高使用效率的余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眼睛不能够光看着提高财政赤字，我们提高财政赤字确实是有余地，但是还主要的要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记者：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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