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在2020年有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林毅夫在博鳌新闻发布会现场发言

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3月22-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主题为“亚洲新未来：新活力与新愿景”，凤凰财经全程报道。

3月22日，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小镇举行，在2016年会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先生一如即往地表达了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能保持6.5%，2020年中国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人民币在长期将保持升值等。

林毅夫认为中国非常有可能维持6.5%的经济增速，中国目前面临去库存、去产能、制造业结构升级等许多方面投资机会，将包括3.3万亿外汇储备在内的各方面资源利用起来，创造就业、提高消费，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

在谈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上，林毅夫表示，中国很有可能在2020年成为二战以来第三个做到的国家。他提到，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3/4的世纪过去了，真正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发展中经济体是非常少的，到2008年，就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当然中国大陆这一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前后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然后变成高收入经济体。

2015年对国际发展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联合国采取了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叫做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想这个目标的发布非常及时，非常必要。我们知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百多个发展经济体，怎样来减少贫困、发展经济，让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实现现代化，达到发达国家同样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梦，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梦。但是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3/4的世纪过去了，真正能够实现这个梦想的发展中经济体是非常少的，到2008年，就有两个发展中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变成高收入，一个是韩国，一个是我们台湾，当然中国大陆这一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前后变成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然后变成高收入经济体。

谈到人民币前景时，一反国际投行唱贬声音，也与中国高层一再表达维稳情绪不同，林毅夫展望十三五期间认为，由于发达国家可能还是会增长疲软，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能够达到政府定的目标达到6.5%，这代表着我们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增加的比发达国家高出四到五个百分点，林毅夫认为人民币的趋势是升值的。（凤凰财经记者雯思发自博鳌）

以下为林毅夫现场对上述问题描述的部分实录：

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等收入的经济体数量也非常少，只有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偶然国家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条小龙，也就是说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两百多个经济体当中，有将近180个是长期在低收入陷井、中等收入陷井，甚至有的从高收入变成中等收入，中等收入变成低收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从我作为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来讲，这是不容易理解的，因为经济发展似乎很明显，从低收入要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低收入的大家都是农业社会，你要收入增加，减少贫困，就要从农业变成工业化，然后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你的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那劳动生产率水平一定要提高，那就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我想这个机制是非常简单、非常明显的，而且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要进行这样的从农业到工业到后工业化，要技术创新跟产业升级，还有一个所谓的后发优势，因为从工业革命以后，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都是在全世界的前沿，它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发明的成本非常高，风险非常大，所以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一般的增长速度就是3%，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可以引进消化吸收所谓后发优势，它的成本、它的风险比发达国家小得多，照理它的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但为什么只有那么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可以比较快速的发展然后赶上发达国家？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我想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国家多非常努力，但是他们的思路经常是错误的。

从我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角度来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的思潮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发达国家，那你就应该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既然你要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你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产业，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社会主义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想去发展大型的产业，但是按照市场自发的发展不起来，因此必须由政府主导来发展这些大的工业，这种努力虽然可以把工业建立起来，但通常这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的停滞、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    进入到八九十年代以后，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因为有太多政府的干预、扭曲、资源配置没效率，所以经济发展失败，因此在八九十年代，当时的思潮说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发展好，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失灵，那么就推行了改革，但是现在发现，按照这个思路去进行的，国家普遍的经济是崩溃、停滞、危机发生的频率比六七十年代还高，再一次证明这个思路是不对的。

前面两波的思潮通常都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产业，有什么制度安排做参照，然后要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有的发达国家能做好的来做，那我们来看看少数几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真正能够实现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性，他们基本上是以自己有参数参照性，看到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东西能做好，然后把做好的创造条件把它做大做强，这些成功的发展经济体，它同样是从农业进入到工业社会，然后逐渐的发展，发展的早就因为他们发展的都是劳动很密集的、传统的、小规模的产业，这是利用他们手里有的丰富的劳动力，然后这种产业有比较优势，才有竞争力，然后把它做大做强，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所以根据这个观察，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倡新的发展思潮，叫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发展必须以自己做参照性，以自己的发展阶段做参考性，看自己有什么，什么能做好，然后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当中，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

新京报记者：有一个问题想问林毅夫教授，我们知道您曾经提过2020年中国会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我的问题是您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现在中国的贸易，亚洲的贸易都在下滑，而国内的情形似乎我们也面临着去产能、去杠杆以及结构调整等一系列的问题，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您之前作出的预测就是我们何时能够步入高收入国家会不会受到影响，如果说这个预期能够达成，我们又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林毅夫：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态势会怎么样，中国在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的速度会维持多高，这个问题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从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断下滑，去年达到了经济增长速度只有6.9%，这个下滑的原因是什么？我想你前面已经提到了，实际上是跟整个国际经济形势不好有关系。我们分析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它在每一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外贸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危机到现在还没有复苏，它的家庭收入增长很慢，所以发达国家的需求增长非常慢，因此导致整个世界贸易出口下降幅度非常大，这个对中国当然有影响，第二个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每个国家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投资，来创造就业，来维持一定的增长，现在这些项目经过六七年建成了，但是国际经济陷入到新的平庸，当然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的话，投资也会下降，我想这些因素是对中国对东亚地区其实不仅东亚地区，像俄罗斯、像印度还有南非都会受到影响。现在展望在十三五期间，发达国家可能还是会增长疲软，中国现在在十三五期间政府定的目标是达到6.5%以上，有没有可能达成？如果能达到6.5以上，那么我提出的到2020年，按照十三五规划里面所提的指标的话，我们可以达到90万亿人民币的产值，平均起来一个人按照现在的汇率计算，就可以达到1万1千美元，如果我们维持6.5以上的增长，发达国家进入到一个疲软的增长，代表着我们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增加的比发达国家高出四到五个百分点，在那种状况下，我觉得人民币的趋势是升值的，如果加上升值的话，到2020年很可能就会达到12615美元，也就是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对这样的一个目标是不是能实现，那就看看我们能不能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可能的，中国投资方面即使有现在你所讲去库存、去产能，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产业都是在中低端，我们可以投资到中高端产业升级，中国每年在制造业的进口还要到1300亿美元，所以投资的机会非常多，而且我们可以基础设施进行完善，环境方面也需要很多投资，城镇化需要很多投资，所以这点是中国跟发达国家的不一样，发达国家当它经济下行的时候，它很难找到投资机会，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好的投资机会很多，而且我们投资资源又非常多，因为政府的积累的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60%，在全世界属于最低水平的国家，民间储蓄高达50%，占全世界最高的国家，还有三年三万亿的外汇储备，这样好的投资机会又有好的投资资源，把这些机会这些资源用起来，维持一个比较合理的投资增长速度，那就为创造就业，有了就业以后家庭收入就会继续提高，消费就会继续提高，在这种状况下，这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韧性强，潜力足，回旋的余地大，可用的政策空间多，把这些用好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维持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评价计算到2020年达到90万亿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起来就是1万1千美元的人均GDP，如果再加上应该有的货币升值，我相信不是2020年就是2021年，再慢是2022年，中国一定会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