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演讲最后说了这句话 解释如何让农民工留在城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

凤凰网财经讯 2017年12月2日-3日，以“决策与市场”为主题的第六届凤凰网财经峰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邀请到政商学等各界嘉宾，围绕十九大后中国经济改革、金融和产业发展方向等议题进行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峰会上表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是可以可持续的，但需要深入进行改革，推进城市化是历史使命，而目前我们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将人均收入从8000多美元迈向12000多美元。

蔡昉分析了农民工在城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近些年农民工进城趋势正在放缓。现实中，农民工40岁之后返乡的欲望会逐年递升。

如何继续保持较高的城镇化速度呢？如何让农民工留下来呢？蔡昉认为，应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留下来。

蔡昉表示：“我们还有更根本的政策，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已经待下来的农民工彻底待下去，成为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

以下为蔡昉发言实录：

蔡昉：大家下午好！我们每年到这个季节，北京是各种各样的峰会、年会，大家我们都听好多各种各样的演讲。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是像一个学术研讨会一样，来发表一篇研究的成果。首先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城镇化进程是不是可持续？回答当然是可持续的。但是，并不是可以坐在那儿就等来的，也不是敲锣打鼓可以迎来的，必须通过更大的努力，这个努力包括要深入进行改革。

我们先看一看，说我们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在什么样的阶段上？我们总的来说，城镇化和人均收入水平是完全同步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被叫做高收入国家，或者是现代化的国家，但是伴随着非常低的城市化水平，这是没有的。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国情，有什么样的特色，但是城镇化不断提高，而且达到高度化，才能进入现代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是客观的规律。因此说城镇化体现了刚才我们看大屏幕看到总书记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推进城镇化也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大家可以看，我们中国现在2016年人均GDP是8千多美元，处在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中。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城镇化水平，其实比中等偏上国家的平均水平还要低不少。

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比就低很多，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井，其中一个就是必须推进城市化，和我们的要求还差很远。我也做了一些比较，说我们不跟刚才我们看了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城镇化水平是80%多，我们不跟他比，我们今天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我们未来5年，我们希望在未来5年，我们能够跨越一个门槛，就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这个门槛的水平是什么呢？是一万两千多美元，也就是说我们从八千多美元到一万两千多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一看，我们要追上哪些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因此，我就把这些国家，按照横坐标是人均收入水平，纵坐标分别是农业劳动力的比重，这是左边的图，右边的图就是城镇化水平。大家看从中国，那个标红点的位置就是中国的，可能有的是统计数字，有的是我个人估算的数据。

总的来看，在未来，我们要赶上这些比我们收入高，从我们这儿开始，一直到一万两千多美元，但是刚刚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这些国家，就是我们要赶超的，我们和它比，我们目前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仍然是很高的，还有大幅度下降的余地。

无论是官方的数据28%也好，还是我个人估算只有18%也好，要赶上国家，我们还要继续下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我们要赶上这些国家，还要从目前50%要大幅度的提高，因此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看上去我们的数据，你看红色的这条线，我们常住人口城镇化增长很快，而且几乎是直线的，没有任何的波动的一年一年往上走，目前达到57%，也很好。

同时我们前些年也开始强调，要推进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因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意味着把一些没有城市户口的人，但是你只要住的时间超过了半年，你也就变成常住人口的城市人口。我们还要强调一个，叫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它还滞后，但是近几年也有比较大的提高，目前也超过了41%。看上去这个统计数字还是比较乐观的，还应该我们的城镇化是可持续的，是健康的。但是我们再看一看后边，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叫做被城镇化，被城镇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57%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至少应该有1.7亿人是没有城镇户口，是农民工，他们进到城市时间是超过半年了，但是并没有取得城镇户口，一方面统计局把他写进了城镇化城镇人口里边，构成了57%，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均等的获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待遇。他们享受越来越多的，但是完全还谈不上跟城镇人口取得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问题叫做口径城镇化，口径城镇化，目前在我们的城镇化中，构成了，我们每年增加的城市人口中构成有53%来自于口径城镇化。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叫就地城镇化。也就是说过去这些人口他什么都没变，人还在那儿生活，他的工作还是那样，他可能公共服务总体上也是那个样子。

但是过去他可能叫做县，现在因为叫了市了，他变成城镇人口了，甚至可能被登记为户籍城镇人口了。他过去是带村子里，现在一变，变成了居委会。诸如这样的一些口径区划上的变化，他们也是被城镇化了。

大家可以看到，就地变更的口径城镇化占了50%多，但是这部分也有意义，但是总的来说，没有发生真实的变化。真正有意义的是流动人口，农民工城镇化这部分使他们不断地进入城市，带来城市的劳动力的供给，人力资本的供给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部分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城镇化可能重点应该是放在农民工进城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进城到底对中国经济在过去做出多大的贡献？我左边这张图，我是标识了我们过去的高速经济增长，分别是由哪几个部分构成，大家看最大的，下边那块面积是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是和劳动力的充足保障是有关的，因为你的劳动力充足，你才能力保证资本报酬回报率比较高，同时也保证你有比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劳动力的供给本身也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粉色的面积，上面的蓝色是人力资本，农民工进城其实是改进了城市的人力资本，你们表面上看上去说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就是那个年龄段的比如说16岁到19岁之间，你拿他和城市的16岁和19岁的人做比较，好像从农村毕业的他们受教育年限可能低一些，有可能他的学校的质量也会低一些，但是他们进来以后，他们替代的都是临近退休的城市劳动者，而这部分人的受教育程度，其实是低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不断进城替代了那些退休的人，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的人力资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贡献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就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极低的农业中万一到非农产业，二产、三产意味着资源得到了更好的配置，因此我们获得了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改善。

右边这张图是我分解的，过去我们30多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16倍多。其中分别有第一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二产业自身做出的贡献，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但是他们加起来是全部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的50%多，还有40%多，接近一半来自于资源重新配置，就是劳动率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从中西部地区到沿海地区，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非农产业，而这个过程是跟城镇化是同步的，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

未来会怎么样？我这个地方画了一个，黄色的框框表明我们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然是继续提高的，但是农民工这条曲线是表明农民工对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做出的贡献比例。大家看他还做出积极的贡献，但是近年来已经显著的下降。我这个数是到2014年，到2014年它已经大大下降了。

2014年之后是什么样呢？我觉得，大家看一看，更不乐观，这两个曲线分别，大家先看蓝色的，蓝色的线代表农村16岁到1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到19岁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初中和高中的农村的毕业生。他们是城镇化每年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构成成分，几乎是全部，就是靠他们。因为目前在农业中务农的人基本不会再转移出来了，因为他们都年龄很大了。

所以如果这部分人口，他不再增长了，或者说已经进入负增长了，我们每年进城的人就不够了，就会零增长或者负增长。大家看他经历了一个转折，一个倒U字型曲线，那个顶端的是2014年，到2014年农村16到19岁的青年达到了峰值，在这之后，他就是减少的趋势。

相应的，大家再看那条粉色的曲线，那是我们每年农民工的增长数量，我们从这儿也可以看出，他已经停滞，在过去这一两年，去年2016年比2015年大概只增长了三四十万。今年，完全有可能还会少一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说农民工向城市转移，已经乏力了。

因此我做一个思想游戏，一个统计游戏，但是不准确，但是是现实。大家看这个图，人口学家把它叫做金字塔图，金字塔那边没有，我们就不画了。它是农民工目前我们进城的农民工有1.69亿人，这部分人的年龄构成大体就是这样的，从下边是0岁，上面是百岁，他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年龄人口的区段。每年新增的这部分人，大体上就是16岁到19岁，大家看下边那个绿色的部分，它每年还有3600万的增加量。但是每年还能增加3600万，从农村转到城市来，但是我们从统计上已经看不出来了，前面那张图显示过去这两年我们农民工进城几乎是零增长，因为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了养老保险，因此他们过了40岁，他们就想着回去了，40岁以前可能回家的概率是近乎零，40岁以后他回家的概率逐年增加。

我们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判断，假设每年进来3600万，回去3600万，就意味着说，进城农民工的净增量是0，这就是过去的情境。意味着在40岁到64岁之间的农民工，他们的回家概率平均是50%，因为他们一共有7千多万人，一半的人每年都要回去，正好和每年进来的人抵消，保持了零增长。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未来如果我们的农民工转移，城镇化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他们的返乡意愿应该下降，应该愿意留下来，因为年轻一代来的越来越少了。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是加大返乡意愿，我们怎么对待他，决定了他们返乡意愿是50%，还是30%，还是80%，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政策要善待他们。同时我们还有更根本的政策，就是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就是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通过户籍制度让在城市已经待下来的农民工彻底待下去，成为我们的城镇户籍人口。这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

最后，结语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里头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我们GDP增长了29倍，人均GDP增长了20倍，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了1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6倍，也就是说我们收入增长是靠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而劳动生产率，它的提高取决于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农民工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改变了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整个这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化过程，特别是以农民工进城为主要推力的城镇化过程，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改写了我们城镇化率，改写了非农化率，改写了基尼系数，改写了人类发展指数，这是我们取得一切成就的源泉，因此这个过程必须持续下去，才可能符合我们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蔡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