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人大代表接到刘士余电话：被邀请去证监会沟通

原标题：两会的速度和风度： 部委连夜上门沟通回应

当面提问证监会主席刘士余的全国人大代表樊芸，与另两位代表朱建弟和王霞一样，都接到了刘士余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上会”沟通。

“很高兴，到今天中午为止，上海代表提出的21件议案，全部被大会秘书处确认为正式议案。比往年都要多，而且今年上海代表团的人均提出议案数也远超全国平均数。”

3月14日下午，结束了代表团全体会议后，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陈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和5年前的两会相比，此次上海团的议案总数多了三分之一。当天12时，正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议案提交的截止时间。

根据上海代表团秘书组的统计，上海代表团提交的议案和建议数量都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陈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次新代表的表现尤其踊跃，21件议案由17位代表提出，其中60%是新代表，有的代表还提出了2件议案。

与代表们积极履职对应的，还有比往年都要迅速的政府回应和反馈。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就经历了在小组会议上提出口头建议，隔天国家工商总局的相关团队就连夜带着书面反馈赶来与之当面沟通的“意外”。这位老代表感叹道：“这些小事体现了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这样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小事，在即将接近尾声的两会中并不鲜见。

连夜回应和加班会面

3月9日晚上7点多，上海代表团的会议室里出现了几位特殊的客人——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副局长王磊亲自带队，来到张兆安的驻地，递上了经过紧急开会讨论后形成的书面反馈材料，并坐下来与他深入沟通进一步的解决方案。

张兆安难掩惊讶。他说，自己做了三届代表，虽然以往的建议也会有回复，但相关人员牺牲休息时间，赶到现场与他面对面沟通，还真的是第一次。

“这种沟通形式很好，既体现了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也从小事体现了政府职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张兆安说，此事值得点个赞。

由于当天的审议活动已经结束，要进入会议室只能通过员工通道，“客人”们也不例外。

回顾这次“秘密”会面的起因，还得从3天前张兆安在小组审议上的吐槽说起。

“我在企业中调研发现，企业退出机制有两种，一是吊销营业执照、二是注销，目前吊销营业执照的比例占到95%，市场上大量的企业都注销不了。”张兆安认为，注销流程复杂是企业难以退出的原因。

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和企业发展多年的老代表，他特别关注数据的可靠性。而“放管服”改革后，企业注册数量每年以两位数增加，那些未能退出的“僵尸企业”，显然影响了企业数量的真实统计。与此同时，无法顺利注销也加大了公司债权债务的处理难度。

张兆安没有想到，当天的小组审议，就有政府官员在场。现场的官员听到后，当天晚上就整理了书面资料并在第二天一早做了汇报。一场牵动各个相关部门的反馈机制迅速启动。

7日中午，张兆安接到了电话，得知自己的建议受到了高度重视。8日下午，第二个电话打来约定当面协商时间，当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已经形成了方案。9日晚上，会面如约进行。

在9日晚上沟通时，王磊表示，一般企业注销的确需要大约18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企业注销之所以流程繁琐，是有现实考虑因素的：“企业注销是退出市场的最后一道门槛，企业出生时是‘无牵无挂’的，但退出时可能会牵涉到国家税收、交易安全等，因此必须更为慎重。”

但他透露，上海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先行先试，2015年4月已经开始对“未开业企业以及无债权债务企业”试行简易注销程序。2017年3月1日起，该简易注销程序也已面向全国推广。

“从材料方面简化，原来需要10份，现在已经减少到4份，其中最核心的是全体投资人的承诺书，非必要程序已被删除。”王磊说，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底，全国共注销138万户企业，其中110万户是通过正常程序退出，27.6万户企业是通过简易程序注销，后者比例约占25%。

虽然听到了简易注销的尝试，张兆安还是进一步追问了“未开业企业以及无债权债务企业”的占比情况，得到了只占所有企业数30%的回答后，他提出建议说，对于其他企业，注销的便利程度也要提高，一是法律主体要简易化，二是政府的主管部门之间需要协调，三是企业需要主动注销，承担企业的责任。

张兆安举例说，在他的调研中，有的企业主在1990年前后设立企业，投资的时候可能只牵涉到几千元，现在有的已经出国了，不愿意为了几千元特别飞回来签字，“在制度设计上，是不是可以改进，比如可以设置法定的委托人，或者利用高科技远程‘扫脸’，让企业主免于长途奔波？”

王磊回应道，这涉及《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而他们正在研究推动修改《公司法》，也希望代表们呼吁发声，并向广大投资者普及——被吊销执照后，企业有责任履行注销义务。

张兆安当场表示，立刻回去研究，将会就《公司法》的相关条款修改形成议案，并带着这份议案来参加明年3月的全国两会。这个过程中，也将会密切与王磊的团队保持沟通。

收到相关部门迅速回应的并不只有张兆安。

全国人大代表樊芸、朱建弟和王霞接到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打来的电话，邀请他们前去证监会。

这通电话要从3月5日说起。当天，在上海代表团的全团审议会场，刘士余列席旁听。现场，樊芸就“强制退市”“独角兽企业回归”“部分上市公司不分红”等问题，四问证监会。

虽然当时没有做出回复，但刘士余却全程记录了下来。在随后的邀约见面中，证监会相关负责人对代表们关于证券市场热点问题的建议一一作了回应，采纳了部分建议，并表示将对相关问题进一步跟踪研究。

一个多小时的见面沟通后，樊芸回到驻地时，还收到了刘士余的短信。短信中写道，一定会对她提出的意见深入研究。

“浓缩”的参阅材料

除了创下纪录的议案和建议的数量，以及政府部门的迅速反馈外，陈靖表示，这次人大和代表们也相当重视。

“人大事先（对代表们）进行了培训，同时还延续传统，在3月4日就召开全团集中酝酿，这也是上海比较独特的做法，代表团的团长都会参加。”陈靖说，代表们也特别重视，提出议案前，不仅会做扎实的调研，而且还会和相关部委充分沟通，“我自己提出修改道路交通法的16条意见，就召开了至少4次研讨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代表团的开会现场，很少看到厚厚的材料，原因就是，所有的材料都浓缩在了一份印有34个二维码的参阅材料上。在由上海代表团秘书组选编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参阅材料》上，34个二维码按分类列为三页，汇集了几百万字的重要资料。

陈靖透露，这次两会上海代表团的代表们尤其注重学习，为了节能和操作简便，他们也在学习方式上进行了创新。“比如说，我们先后编了两期二维码参阅资料，把习近平总书记前10年在上海团的讲话，上海代表团前5年里代表们的发言和简报都汇编在了一起，让新代表知道，过去10年的履职是怎么样走过来的。”他说，今年两会上有修宪、审议监察法等新内容，需要代表们具有相关知识的储备。因此通过二维码和微信等新媒体向代表推送相关资料，帮助代表们在随时随身的阅读中更好地学习、知情和履职。

“这种做法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就开始实践了。这种节能的做法，也体现了新型办会的理念。”陈靖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