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其他赛车运动一样，卡雷拉杯是对保时捷车主们的一项“超级售后服务”，一项需要继续疯狂烧钱的服务

2004年，舒马赫拿下F1冠军的时候，他的对手酸溜溜地说：“我感觉他开的是一辆有法拉利速度的拖拉机。”如果此话当真，那它无疑也是世界上最贵的拖拉机。从赛车运动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和严密的商业赞助计划、电视收视统计报表和财务战略联系在一起，它的组织者们被称为“带天鹅绒手套的冷面杀手”，这使得赛车成功地成为世界上所有无需身体碰撞、无需公然展示肱二头肌的体育运动中最受欢迎的一个。

富豪车手

2006年2月18日下午两点半，吉隆坡市郊雪邦赛道。在引擎的咆哮声中，金达克宁超跑车队的工程师已经检测完跑车发动机的数据。他看了看表，然后拿着专业的测温仪器走上赛道。他蹲下来，在记录表格上写着：地表温度53摄氏度，空气温度32摄氏度。

试车就要开始了。1个月后，作为第八届马来西亚站F1车赛支持赛事的第四届保时捷卡雷拉杯亚洲赛事将在同一地点挥旗。

超跑车队理事长严路介绍说：“之所以在上赛道之前要精确测量温度，是因为必须根据温度来确定轮胎的气压，再根据气压数据决定轮胎的配方。”

汽车轮胎98%的成分都是橡胶，只有2%成分是可调的。对于专业赛车运动来说，这2%的成分就存在50多种配方。一个米其林专业轮胎的价钱是1500美金，正好折合一张北京到吉隆坡的往返机票。这样的轮胎，一场比赛下来要更换数套。在每一个车队的休息间里都堆着一摞摞报废的轮胎——赛车是一项精密的运动，一旦稍有磨损，它们就没用了。它们的有效生命不过就是几分钟而已。

这些报废轮胎还告诉我们，赛车是一个多么烧钱的游戏。这样的玩法，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玩得起的。卡雷拉杯赛和F1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它分为A、B两组，A组是专业车手，B组是业余车手。这些B组车手基本没有赞助，都是自费参赛。他们的实力和背景也允许他们玩下去。车手资料上注明了他们的身份：公司董事、国际商贸行政人员、财务总监、医生、船只买卖商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些“有钱人”。

来自香港的地产商人马清扬是大生银行的后人，他和哥哥马清铿从2003年赛事组建以来，每年都会报名参赛。他告诉记者，自费参赛的B组选手基本上都是世界各地的保时捷车主，他们通过各地的保时捷俱乐部联络参加赛事。赛车是他在生意之外最大的爱好，他一个月要去两三次珠海，进行练车。他先得花13万澳元买下一辆保时捷GT跑车，并且对它进行专业改装。至于每年卡雷拉杯的参赛费用则是80万港币。这并不包括交通食宿和维修费用。“和法拉利、F1比起来，这一点也不贵。”马清扬笑着说。

商人玩车的门槛不止于此。除了一个赛季至少200万人民币的基本花销以外，他还要获得国际汽联的C级执照，有运动员的身体素质、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冒险精神。保时捷卡雷拉杯亚洲赛区总经理IANGEEKIE四年前开始组织这项赛事的时候发现，这样的人很少：“亚洲人即使很有钱，也主要把精力放在如何保养上面，让这些雇佣保镖的人去赛车，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找死。”

事实证明，参加卡雷拉杯的商人大多是有较长成功历史的家族成员，家族的财富背景和文化背景使他们有条件也有空间从小玩车、爱车、了解车。比如马清扬是大生银行家族的六公子，25岁的捷成车队车手欧阳若曦出生在加拿大，从小就由家里出钱资助他学习赛车。

在IANGEEKIE看来，卡雷拉杯是对保时捷车主们的一项“超级售后服务”，一项需要继续疯狂烧钱的服务。

亚洲的大生意

记者坐上一辆保时捷的副驾位置，在经过弯道的时候，车手突然减速，几乎是滑行过去。这就是传说中电影《头文字D》里的所谓“漂移”技术。但是香港车手欧阳若曦说：“要做一个好车手，别以为像拓海（电影《头文字D》的主角）那样整天练车就行了，他还必须懂得如何推销自己。”

卡雷拉杯亚洲赛事的主办方之一、亚洲赛车运动有限公司（MOTORSPORTASIA）首席执行官大卫·索伦切（DAVIDSONENSCHER）说：“车赛对我、对马来西亚、对车队来说都是一个大生意。”

三年前，保时捷希望把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卡雷拉杯扩展到亚洲地区，它的亚太区执行董事克里斯·埃克博格（CHRISTEREKBERG）选中了马来西亚：“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有最好的赛道，有F1的举办经验，最重要的是，当你想在人家的地方组织一个什么事儿，你得找对人。”

他找到了大卫。大卫是马来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曾经是当地著名的赛车手，退役以后加入亚洲赛车运动有限公司，开始参与亚洲赛车节的组织统筹、电视发行工作。在大卫看来，埃克博格是一个出色的市场营销专家，而自己则是一个合格的赛场专家：“他负责经营保时捷的品牌形象和卖车，我负责搞比赛。这是品牌和体育的完美组合。”

现代体育产业的四大收入来源是门票收入、商业赞助、电视转播、周边商品。2005年夏天，大卫把卡雷拉杯赛带到了北京金港赛道，两天内吸引了一万多观众。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卡雷拉杯的票房并不好，就这一点来说，它并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比赛。但是大卫认为，现代体育产业存在一个“后续效应”：“如果厂商花一万美金买了电视台30秒的广告时间，30秒过后，这钱就算花完了。但是赛车广告不一样，通过赛事做广告，你实际上等于免费获取了海外的广告时间。”

这个“后续效应”还意味着一些新的产业机会，比如体育旅游。雪邦国际赛车场主席拿督莫扎尼表示，赛车运动在当地举办7年来，吸引了50万人来吉隆坡旅游，其中35％是外国人。因此，在2006年新赛季12万张门票销售中，有3万5千张是预备销售给印尼、新加坡、泰国和欧洲的观众的。

另外一个收入核心是电视转播权。2005年，卡雷拉杯赛事通过中央五台、北京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21个电视台向全中国播放。这个赛事的电视覆盖率达到全球七亿五千万家庭，赛事片断在中国播放504次、7500分钟。除此之外，赛事还通过STARSPORTS频道向泛亚地区播放。

但是大卫谈到赛车运动在中国推广的困难。一方面是没有自己国家的车手，缺乏商业体育必须的荣誉感，因此不可能成为五十年代的乒乓球、八十年代的女排。另一方面，中国电视转播的盈利模式单一：只有广告发行收入，没有收视费用收入。

到了傍晚，赛道上下起了两天来的第三场雨。经过赤道雨水的冲刷，赛道附近成片的热带植物更绿了，散发出在北京很少能够闻到的湿漉漉的叶子的味道。9年前，这里曾经是一个棕油园，那时候，马来西亚人靠种植棕榈树、收割棕油生活。9年后，这些定期到来的“有法拉利速度的拖拉机”让他们相信，自己可能因此获得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