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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亚投行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亚洲共同行动,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亚开行更多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那些积极加入的国家都非常的聪明。利益驱动之下,谁不先进来谁就会痛失良机。[博鳌专题]

李扬:亚投行是一次亚洲行动 美国反对不理你

201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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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编者按:中国的影响力在最近数十年里不断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这一切,正在改变亚洲各经济体的角色地位,重建亚洲金融新秩序。自二战结束起,由美国精心设计的全球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存在了七十年。今天,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催的结构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中国正在建立新的影响力渠道来彰显雄心。

而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其计划将会如何布局,其撬动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雄心将会面对怎样的角力,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又会作何反应,这一切都吸引了外界的目光和热议。

凤凰财经在2015亚洲博鳌论坛期间推出“撬动全球金融新秩序”系列策划,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凤凰财经: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战略在博鳌论坛首日成为最大的话题。现在能够说,这彰显出中国试图重建一个主导者的角色,建立经济新秩序、撬动全球经济的野心吗?

李扬:我说几个我感兴趣的看法跟大家分享。第一,大家恐怕应该注意到,就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段话,他说我们是合作共赢理念的践行者,是全球经济体系的建设者,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个话非常有激情,和以前对比一下。以前我们说我们是全球参与者,那么一个是说你在过去中国是在边缘上,聚光灯打不到我们,所以你谈什么建设者、推动者,那是白谈,谈的也没有根据。

不是“主导”,我们至少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诉求,也有我们的理念,希望全球来建设。在我看,亚投行、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等,这些都是体现了中国的战略调整。不能说是非常重大的转变,但的确是个战略调整,这个调整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但是有好事者可以说中国如何如何,要引导世界,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要寻求与我们经济实力,与我们五千年文明历史相称的一个发言权,这是第一点,观察亚投行以及今后的很多事情,这一点我建议大家牢牢的记住。

凤凰财经: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加入亚投行的决定,都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李扬:这也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亚投行所以获得这么多的关注和积极响应,应该说我们始料不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今全球经济不太好。拉加德的说法是,现在世界经济处在“新平庸时期”,新平庸是一个很消极的说法。那么亮点在哪里?在亚洲。欧洲,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不出它如何走出来。美国也是阴晴不定。

对亚洲来说,制约其起飞的主要因素还是经济因素。这一点中国深有体会:要想富先修路,路就是最主要的基础设施——要想成长,要想起飞,先完善基础设施,这是中国的经验、别的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的。

现在制约基础设施建设的因素主要就是钱。它没有资金,广大的亚洲国家,还处在中国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三十年前的经济水平。此时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责任在这些方面做出一点贡献。中国能贡献的是我们的经费、资金,我们强大的施工能力、非常完善的管理经验,这个是我们能做得到的。

所以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入。第一个响应的英国很清楚,亚洲依然主宰着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经济发展,如果基础设施这个瓶颈如果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和发展,整个亚洲的成长能力将会是巨大的。

凤凰财经:亚投行主要着眼的还是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对于非区域内的欧洲国家来说意味着?有种说法是,欧洲已经把亚投行看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战线。

李扬:欧洲国家的参与,意味着他们的资金、技术、设备都可以参与进来。

你说人民币国际化,亚投行确实是在改变世界格局,尤其是金融格局。我用一个专业长期的研究成果跟你交流一下。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我们分区域大概是有三块:一块是欧洲,一块是美洲,一块是亚洲,三个差不多就覆盖了全球的GDP可能95%甚至更多一点。这三部分中,亚洲的经济总量是最大的。经济活动是如此,按理来说金融活动应当和它对称。然而现在的情形却是一个不对称的结果:首先说美元,它在全球的交易,储备占比和美洲GDP占比相比,它大得多——它超出本地区的需要,在区域外他是有影响的;欧洲基本持平;然而亚洲国家,全部都是美元化的。

从全世界来看,一共有十万亿的外汇储备,大部分在亚洲地区——中国就占了四万亿。美国有几百亿的储备,欧洲400亿,而我们有四万亿。我们需要把大量的资产放在处理货币问题上,经济发展就受制。而且我们看亚洲地区的区内贸易占比也是非常高的,交易都用美元这样一个区外的货币,当然储备就会有很多。

所以亚洲国家的汇率问题就成了美国人的指责对象:手头拿那么多美元,贸易基本上有利于我们,所以“操纵汇率”“外汇倾销”这个帽子永远会带在我们头上,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怎么改变?亚洲货币金融要合作。二次大战以来,亚洲根本就没有合作过。稍微有一点合作的迹象,有一点苗头和动机,就会被别人打压。比较近的是1997年日本提出要建立亚洲基金,美国马上反对。我们现在搞亚洲基金,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讲亚洲基金组织和它抗衡。

凤凰财经:所以这一次亚投行,美国目前也一直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美国担心这个由中国主导的贷款银行的崛起,会削弱其地位。

李扬:是的一定会反对,因为亚投行可以说是,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亚洲共同行动,不理你。

凤凰财经:亚投行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或者说带来哪些改变?财政部长楼继伟刚刚表示说,亚投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如亚开行更多是合作、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

李扬:亚行现在也比较积极,IMF的态度也算是正面。他们也都清楚地看到了形势的变化。风向已经开始向亚洲在转了。包括那些积极加入的国家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们都非常的聪明。利益驱动之下,谁不先进来谁就会痛失良机。

凤凰财经:楼继伟部长也提到,西方一些机构的规则制定不是最佳的,需要进一步改革。一些比较官僚主义、繁琐的做法,我们并不认为是最佳的。

李扬:不光现在的,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都很官僚的。很多事项的决策都需要经过好多的程序,可很多大时间仍然解决不了。也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此次亚投行,其实蓝本是我们的国家开发银行,类似这种机构。

凤凰财经:但是如果类似国家开发银行会不会又陷入另外一个问题:作为政府注资的“类政策性银行”,亚投行应该如何避免成为政策扶持性的银行,保证其盈利和商业的可持续发展?

李扬:这是外界对国家开发银行的误解。从商业标准来衡量,国家开发银行是中国最好的银行之一。从上个世纪末开始,距今十几年了,国开行每年坚持用国际标准,请国际上的会计事务所给他做审计。曾经有调侃的话说,国开行要求它的信用等级要高于我们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是优良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是说长期投资,我们所谓的政策性业务,是可以商业,可持续的。

我们有商业可持续的经验。把投资对象定位在基础设施,就比较容易懂了。经验告诉我们,资金投在基础设施上不会吃亏,只不过存在收益时间长短的问题。于是你就要有比较好的财务安排,能够覆盖这个周期。

我研究过国开行的投资模式,比如说在上个世纪末,投发电厂,投路,投铁路都是不赚钱的,那是因为上个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加之国内当时也比较低靡,但是亚洲当时国家开发银行因为国家有责任,它就投了,这之后时机转过来,中国年均增长12%。不良资产也变成优良资产了。

另外,我们国家开发银行的另外一个经验,就是它的融资模式。这必须是个长期资金来源,正如我刚才所说,从投入到收益回报这个时间,周期是挺长的。我们国开行的又一个经验就是,它资金来源很长,长到能够覆盖好几个周期。这对中国来说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这样一种都是我们很好的安排。(张凤娇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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