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上任以来，坚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媒体分析称李克强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路透文章称，李克强的改革魄力让人想起前总理朱镕基。朱镕基的改革在当时不受欢迎并且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最终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今年年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疲弱态势渐显，多项宏观经济指标屡次低于预期。其中，一季度GDP增长7.7%，二季度7.6%，6月PMI指标逼近荣枯分界线，进出口出现17个月以来罕见双双负增长。但是，新一届政府顶住了出台新经济刺激政策的压力。李克强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有媒体分析称李克强下定决心将中国经济带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路透文章称，李克强的改革魄力让人想起前总理朱镕基。
回顾90年代，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期间，适逢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难题：通货膨胀、投资过热、三角债……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朱镕基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1993年后，中国更坚决地朝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了。
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以及改革的难点再次集中在"经济软着陆"， "地方政府债务"、"整顿金融秩序"、"财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试图通过对朱镕基当年推行改革历程的回顾，给今天的中国经济以启示和借鉴。当然，较之当年，如今面临的难题却已经复杂得多。
一样的领域，不一样的问题；新的总理，新的难题。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各地兴起投资热潮，人们纷纷下海，投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捞金。然而，问题很快便产生了。1993年，经济过热势头出现：越吹越大的房地产泡沫、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迅猛增加的基建投资、重复建设……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主管经济，他果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经济过热，恢复经济秩序，宁可经济增速慢一点，也要拉住中国经济这辆在危险中急速奔跑的火车。最终，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详细]
李克强同样也接手了一个投资过热的经济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成为主基调，巨额的财政支出和货币发放逐渐暴露了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投资过度、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以及调控也止不住的房价，地方政府积聚的债务风险…… [详细]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市场疲软，产成品积压，工业生产中流动资金不足的矛盾很尖锐，企业、单位之间互相拖欠货款和前清后欠的情况十分严重，像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 当时，全国三角债累计达3000亿左右。1991年6月底，在工商银行开户的1万企业"三项资金"占用达3523亿元，其中产成品占用达1306亿元，许多企业转动不了，频频告急，要求尽快组织清欠。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赶赴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京赴任之后，凳子还没有坐热，朱镕基就赶赴"三角债"纠结最深的东三省，亲自坐阵，现场清欠。两年共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拖欠款2190亿元，1991年清理1360亿元，1992年清理830亿元，实现了注入1元资金清理4元拖欠的效果。 [详细]
2013年3月，李克强成为新一届的国务院总理。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也迫在眉睫。
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38%左右。据测算，若考虑隐性和或有债务，中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在2012年至2050年间将持续保持上升态势，到2050年将升至107.7%。中国审计界一名高层人士表示，地方债务已经失控。7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2013年度对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年度体检报告"。其中估算，截至去年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45%以上。[详细]
1980年代以来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同年7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始强力收缩银根，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 [详细]
而如今，中国金融市场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随着金融部门的深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而茁壮成长起来。格局的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都日趋狭隘。
自雷曼倒闭以来，中国的信贷总额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中国的信贷占GDP比率在五年内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该比值大约为40%。[详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经济体制转轨需要，以充分调动地方和企业积极性为导向，以放权让利为主线，形成了 "大包干"体制，该体制对激发地方和企业的活力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生产迅速发展，但税收不上来，国家的财政运行状况极其困难。
当时，中国经济财源枯竭，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即当时人们常讲的"两个比重"逐年下降，财政陷入困境，中央财政连续多年出现被动性的财政赤字。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朱镕基后来回忆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 [详细]
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我们有目共睹，但由于中央过度集权，使地方用45%左右的预算内财力来承担75%的事务，逼出地方政府各种乱象：土地财政、跑部钱进、年底突击花钱……
同时，预算体制也存在着收入不统一完整、行政公务开支比例高、公共服务支出比例低、预算粗略不透明、转移支付不科学和不公开、隐性债务规模大等问题。现行财税体制的一系列弊病，已间接阻碍了国富民强的步伐。[详细]
从"经济软着陆"到"清理三角债"；从 "整顿金融秩序"到"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与他的同仁，一起选择了一条可为中国找到通往理想天堂的路--改革。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十几倍，面对的经济环境更复杂，面对固有利益格局的阻碍更大。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改革，需要比当年更大的勇气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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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凤凰网财经中心
编辑团队：常丽 张思文 艾静洵 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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