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由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

    1993年7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命令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这之后，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详细]

    由于通胀问题严重，中央、国务院、央行、财政部都实打实地按通胀率给三年以上存款、国债补足利率。对通胀率最敏感的国债期货市场，出现了相信政府会兑现的以“中经开”为首及全国老百姓为一边的“看涨 派”及以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辽国发为代表的“怀疑派”，他们甚至暗中认为政府会作假，将通胀率人为造假压下来及赖掉保值补贴几十亿，正反双方在上海国债 期货市场上刀刃相见，仓位越积越大，巨量之仓位说明谁也不肯让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发生了著名的国债期货“327”事件，坚持错误的管金生竟又违规透支打压期市，造成了万国16个亿的巨大损失。

    朱镕基亲自赶到上海，果断镇定地处理此事，令全市银行拿出钱来支持万国证券，将几百万，几千万资金堆积如山地放在柜台上，半天时间稳定了证券市场，并很快关闭了国债期货市场。（管金生也以“证券之王”，几天之间沦为领刑16年的阶下囚）。[详细]

    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很不巩固，实体经济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注意引导，资金很可能都投入虚拟经济，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走上了绝路。

     当中国股市规模太小且缺乏做空机制，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泡沫横飞。当时万八亿市值，且没有股指期货，股市只能做多才能盈利，所以打压股市也只能靠行政手段。

    朱镕基在党中央支持下，严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对极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的“银证合一”模式进行了坚决的改革，下令证券公司从各大商业银行分离出来，并前后出台了16条措施。

    朱镕基对国债、股票市场的发行、运行，极为重视、高度重视。太高了，他要打压，太低了，他要全力抢救。他曾无数次在大场面反问记者：股市为何要上涨？并数次靠行政手段打压股市，最凶狠的施用过“十三道金牌”。 [详细]

    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性因素。[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