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军令状”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目前经济状况并不好,如果没有作为,就不可能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二是现有宏观政策效果甚微,“稳增长”得靠地方政府努力。
国务院本来是个说一不二的机构,但最近也有点儿烦。
新华社对7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是这样报道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国务院出台政策措施推进情况督查汇报并部署狠抓落实与整改,强调要强化责任、真抓实干、务求实效”。
这是新华社新闻稿的导语,点出了新闻要点。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地方政府对国务院政策落实不力,少人负责,缺乏真干,不见实效。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
国务院督查组对发现的问题,做了如下概括,“部分政策落实环节多、进度慢,一些地方和部门重布置轻落实,存在推诿扯皮现象;部分干部缺乏责任意识,遇到困难‘躲着走’、不作为、不担当,懒政松懈,有的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
这证实了外界的猜测,即地方干部存在不作为现象,已经成为“稳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由于资源配置仍由政府主导,如果地方干部消极怠工,那么要落实国务院的“微刺激”政策,就很难。
报道说,会议强调今年确定的经济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必须保证完成。
实现7.5%经济增长目标是“对人民的庄严承诺”,这样的表达口气很重,透露出高层领导的无奈与愤怒。
有媒体将“必须保证完成”,视为国务院立下的“军令状”。
这个“军令状”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目前经济状况并不好,如果没有作为,就不可能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二是现有宏观政策效果甚微,“稳增长”得靠地方政府努力。
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既有政治因素作怪,也是宏观政策错配使然。此前央行统计司司长和副司长发表截然相反的观点,就显露出宏观政策缺乏共识。又要完成经济指标,又不搞大规模刺激,在宏观经济调整时期,这样的想法不仅天真,更是自缚手脚。
从近期频繁出台的宏观政策看,总量政策被分解,以此显示针对性,但明眼人知道,这其实是不想自己否定自己。如果搞了大规模刺激政策,走的就是老路数,但新办法“微刺激”力度又不够,只能是将“微刺激”数量加码。这很像电视台播放的运动员慢动作,看着挺慢,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动作,人为改变速率而已。
1+1未必等于2,分解的宏观政策,与完整的一次性动作并不一样。据最新统计数据,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0.57万亿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比去年同期多4146亿元,比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和2010年同期平均水平多2.08万亿元。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5.74万亿元,同比增长14%,多增6590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同比增长14.7%, 3、4、5月份增速分别为12.1%、13.2%、13.4%,呈节节上升之势。
这就是说,“微刺激”的政策强度并不比一次性“强刺激”来的差,但政策效率却较低。因为货币政策一般有半年时差,而且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也得到隐藏,这就使货币政策在不断加码同时,却无法起到相应的政策效果。目前各地现实的经济增长状况,就说明宏观政策效果欠佳,否则国务院就无需“立军令状”。
当然,中国经济本身存在的是结构性问题,潜在增长率或许低于7.5%,而宏观政策作为总量政策仅仅是反周期措施,并不能解决结构问题。所以调整是个中长期任务,必然与短期增长目标发生冲突。
由于增长目标本来就不切实际,要完成任务必须依靠刺激政策,而将总量政策拆解的做法看起来花哨,但实际效果适得其反。从长期看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从短期看又降低了政策效率。
眼下的问题令人头疼,一方面要督促地方干部出工还得出力,另一方面恐怕还得加大刺激政策,通过释放更为强烈的政策信号,来启动市场力量。
虽然信贷增长不少,但企业反馈的意见仍然是融资难,融资贵,要解决这个问题,“定向”的办法真不如“定量”有效。发出明确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信号,或是政府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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