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杉
刘杉,经济学博士,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兼任南开大学国经所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MBA导师,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著有《中国再平衡》,《聚焦生活中的经济学》。
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考察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这是撤销铁道部一年后,政府总理第一次到铁路总公司考察。克强总理随行人员不仅包括国务院相关领导,也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这样的阵容显示,总理考察铁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走访,而是想做好铁路这篇大文章。
李克强总理说,统筹谋划铁路建设有“一石多鸟”之效,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定向调控的重要举措。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具有关键作用,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快投资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取消或简化前置审批,推进审批流程透明化和投资便利化,为各类市场主体自主决策和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李克强总理的一番谈话,不仅涉及铁路建设,也涉及投融资制度改革,释放出新的政策信号。
其一,短期把铁路投资视为定向调控手段。
就短期而言,铁路建设实际成为刺激总量增长的重要手段。铁路总公司最新统计显示,2014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273亿元,同比增长51%。上半年,密集开工的14个项目,总里程达到3712公里。由于今年铁路投资目标为8000亿,上半年时间过半,但任务并未过半,表明铁路建设速度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下半年必须完成近5000亿铁路投资,才能实现全年任务。
这样看,铁路建设作为定向调控的作用效果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恐怕是财政预算有限,大部分铁路资金仍需要银行贷款和企业发债获得,而地方投资主体无论是财政资金来源,还是融资能力都受到牵制,导致地方铁路建设放慢了速度,这也是总理要带着央行行长去铁总的原因所在。未来的解决办法或许包括,央行定向对国开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PSL,通过低息政策性贷款,形成铁路建设的“软贷款”,来解决资本金不足和融资问题。
其二,铁路建设成为城镇化建设重要内容。
新型城镇化建设显然不是房地产投资,其核心内容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为建设宜居城镇,要提供更为现代化的软硬件,这包括教育医疗等服务的均等化,也包括高效便捷的配套交通等。因此,从中长期看,铁路建设,特别是高铁建设,将是支撑未来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过考虑到政府投资不足,要实现地方铁路建设提速,必须要改革投融资制度。目前看,虽然政府表态积极,但民间资本在立项及融资方面,仍需要政策支持。总理说,“推进铁路建设不能再靠国家‘单打独斗’,要放宽资本准入,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铁路建设。”这一方面说明铁路建设已经成为重要棋子,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依靠民间投资绝非易事,至少目前改革措施尚不足以吸引民间资本大规模进入铁路建设。
其三,重新认识投资作用。
主流经济学家在强调经济转型时,核心政策建议是将外向型经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移,路径选择是以消费替代投资。不过从转型实践看,依靠消费的主张无法落地,因为中国社保制度不够完善,分配制度失衡,导致居民无法扩大消费,而长期稳定增长的企业和政府消费在遭受反腐打击后,也出现下降局面,这使得消费无法成为增长主要动力。
从经济学理论看,消费与投资的关系更加复杂,二者难以简单替代。出口、投资与消费,是GDP统计方面的分类,经济学家在谈论这“三驾马车”时,实际是从短期宏观政策层面看问题,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分析方式。以研究一国长期增长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看,维持长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人力、技术和制度。如果假定技术、制度给定,那么资本形成实际成为增长主要动力。也就是说,从长期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消费增长,更多是经济增长的结果。
中国政府正在重新认识投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在宏观调控手段上,也体现在政策宣示中,即政府很少再谈消费拉动作用。正如李克强所言,“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具有关键作用”。换一个角度看,所谓调结构,就是调整投资结构,进而形成新的产业构成。
李克强总理对铁总考察,显示出政府对投资的重视,而这种重视不仅是“稳增长”需要,也是对长期增长内涵进行了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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