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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之间,尤其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一直在逐年下降。当前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约36%,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要想改变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必须在消费上做文章。[详细]
据了解,十二五规划将考虑把居民消费率设置为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预期性指标,作为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一谈到消费上不去,人们总爱说中国人没钱。但实际上这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失调,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后果。这意味着中国消费率稳定在低位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详细]
第一个原因是经常被提到的,大多数中国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或者社保水平很低。农村居民和没有退休金的城市居民,必须自己筹划养老。他们所能够依靠的,一是子女,二是储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能够享受较高水平的退休金,对企业退休职工来说,如果仅靠退休金生活,生活质量就会比工作时大幅下降。为养老而储蓄,是中国人继“养儿防老”之后的第二个最深入人心的养老方案。[详细]
国家和农民共同出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只是在大病时提供一部分(不超过50%)住院和治疗费用。在农民急需的门诊保障方面,“新农合”无所作为。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比农民高,但相对于中国的医疗费用而言,很难让人有安全感。由于政府投资不足,医院和医生都倾向于给病人最昂贵而不是最合适的治疗方案,这尤其加重了疾病的经济压力。[详细]
郑永年表示,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有人提议把教育做成产业,因为人人都需要教育,这样做就迫使老百姓把大量的钱消费到那里去。当然中央政府从来没有说教育可以产业化,但实际上是产业化的,各级政府一动手,实际上中国教育产业化比所有国家都做得厉害。本来是公共服务的领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详细]
逻辑其实很简单:消费者付给开发商的购房款中,很大一部分以土地出让金和税收的形式,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收入,它们将以政府投资的形式重新进入市场。房地产业像一部抽水机,把居民的储蓄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政府投资本身是一种抑制消费的力量,过高的房价又使得城市中产阶层负债累累。他们本来是消费意愿最强的人群,也有一定的消费能力,如今因为沦为“房奴”而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费。[详细]
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7年之中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两个用来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上,中国的表现惊人。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但中国政府和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透明度,都有待进一步改善。许多有利可图的行业目前处于行政垄断状态,行政权力通过设置审批门槛,控制着社会的经济活动。政府收取税费的冲动一直得不到节制。这些是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主因。如果中国不能避免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并且实行更加公平的分配,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详细]
房奴、穷忙族、蚁族……这是一个流行概念的时代。不过,诸多看似新潮却又略带辛酸的称谓后面,隐藏的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难题——内需不足。内需不足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的“短腿”,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使经济短期内获得了高增长,但是缺乏质量,这种粗放型的经济是在消耗了后人福利的情况下达到的,不能长期维持。而改变之道,就是减少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加大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说:“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时候了!”[详细]
“2010胡润新贵族消费门槛报告”称,今年“新贵族”消费门槛首次破亿,达到1.1亿元,而全国有5.5万人具备这一消费能力,比去年增加了7.8%。胡润以财富人士当前固定资产总值和消费总额来确定新贵族消费门槛:家庭消费中包括三套房产:一幢别墅、一套市区的公寓和一套度假房,并且家庭平均拥有4辆车。[详细]
从分配环节来看,工资是雇员的即期收入,它是一种以现金形式兑现的当期报酬;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团体健康计划及股权激励计划则是雇员的远期收入,它是一种以非现金方式记载的递延报酬。这些“隐形”递延报酬具有准备性、储备性、积累性、激励性,它带给国民安全感、满足感、幸福感!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它代表着正义与公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与完善是民生大计,它一头连着收入分配,另一头则连着国民消费。[详细]
以养老和医保为例,中国农民虽已拥有了“新农合”,并在未来十年内即将拥有“新农保”,但城市人口却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保福利,如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至今一直幸福地拥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退休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与此同时城市企业职工则拥有福利待遇不及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但远超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即便城市老人、下岗工人、学生,他们也拥有只需少量象征性缴费就可享用的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而未加入社会养老保险的城市大龄人口包括老年人还可以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专家称其为碎片状社保制度,这就是亟待改革、走向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保制度。[详细]
分配获取收入,消费创造需求,社会保障既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刺激消费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只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普遍建立与逐步完善,人们才能在没有生老病死担忧的前提下放心消费、享受消费,毫不夸张地讲,社会保障是国民消费的物质基础和信心基石。没有后顾之忧的消费,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只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释放出来的消费,才是最有动力的真实性消费。相反如果社会保障不健全、不统一,则不但雇员福利会大打折扣,递延报酬直接受损,而且社保制度的残缺不全也会制约人们消费的动力、信心和勇气,在此情形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可能只是一句空话![详细]
减少同类工作岗位的就业者因相互攀比而产生的改革阻力,并由此而缩小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就业者的社保差别。[详细]
既要允许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者将个人账户签约给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又要允许其中的低收入者例如农民工不设个人账户;还要设立最低养老金保障线,对老龄人口中的低收入者实行养老救助,以保证他们领取的养老金不低于贫困线。[详细]
分别对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下相互分割的板块加以衔接、组合或连通,以便增加养老保险待遇的便携性和医疗保险的风险分散规模。[详细]
降低生产性支出比重,提高社会性支出份额。同时扩大“低保”制度对贫困人口的覆盖面。[详细]
重庆12月将推出一款消费养老保险,市民今后可在消费的同时积累自己的养老金,年轻时消费越多养老金越高。 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重庆老年事业发展基金、重庆消费养老发展办公室联合银行、保险公司等近日推出一款积分消费养老保险。这种消费积分变养老保险的模式,是市民凭一张积分卡,在指定的商店、超市、餐馆、酒店消费后,商家将退返一定的资金给消费者。这些资金将直接打到消费者的银行账户,再由银行帮市民缴纳商业养老保险。[详细]
消费增速比投资超出了十多个百分点,到底是什么原因撬动了东莞的消费,还是仅因为东莞经济发达、居民收入比较高呢?2006年到2009年,东莞居民消费支出占整个GDP比重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从2006年的44.7%增长到2009年的46%,同期整个国家居民消费性支出呈现略为下降的趋势。作为东部发达地区,消费力强不奇怪,但是消费占GDP比重越来越大,并不是所有经济发达地区都具备的特征。东莞消费增长最为强劲的四年,恰恰是东莞社保发展和改革力度最强的四年。[详细]
建立一套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关键点在于加快城市化进程,因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才是创造需求的。[详细]
现今中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着与日本在60-70年代极强的类似性。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层次的不断提升,满足最低生存需求层次的人正向全面发展的层次提升。[详细]
农民具有比城市居民更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农村养儿防老、攒钱养老仍然非常普遍。城市化率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消费意愿低、储蓄倾向高减缓了现阶段全社会消费的增速,拉低了整体消费率。[详细]
以集聚为特征的城市提供一定范围内相对密集的人口、相对集中的企业群和收入较高的有购买力的人群,随着收入水平不断提高,零售、餐饮、娱乐、旅游、家政等居民消费档次将逐渐拉开,不断分化和提升,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详细]
如果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能达到60%左右,那么按照2020年大约14.35亿人口测算,依照2008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相差9700元计算,今后10年由于城镇人口增加,将使居民消费需求至少增加21886亿元,年均增加2188亿元。[详细]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建议,国家给低收入群体发放1万亿元消费券,一年内使用有效,而且以3∶7的比例与人民币套用,也就是购买商品花100元可使用30元消费券、70元人民币,这样可以拉动3.3万亿元的消费。有网友反对认为,用4万亿缩小收入差距,让低收入群体得到看得见的实惠,比你发券再从老百姓口袋里套钱来得实在。[详细]
要提出对低收入人群增加转移支付,政府官员可能提出反对,因为这将意味着政府要拿财政收入用于缩小收入差距,用于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而不是拿这些钱去做政绩工程。在转移支付方面政府可做的还很多,比如一些农村贫困地区的孩子30%都贫血,很多孩子每日三餐基本就是白米饭大白菜,经常一个星期吃不上肉、牛奶等。政府为什么不能拿出一部分财政收入专门针对这部分贫困儿童进行营养补助?[详细]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衡量,我国目前仍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含社会保障缴款的宏观税负2005年为19.39%,宏观税负指标已经超过18.59%的平均值。按照目前税收速度增长,已超过了中上等收入国家21.59%的水平,怎么可能得出“中国宏观税负目前仍处世界较低水平”的结论来呢?我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交出去的钱政府还能还回来,如果将来我们这也有这种机会,咱们也尝试一下,也会激动得流泪。那就是一种做主人的感觉。当我为这个社会尽义务,当我有困难时国家会想着我,这样,家和国的心才会联结在一起。[详细]
为了长久持续的增长,必须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从事两方面改革。第一当然是国家治理制度方面,这是直接约束征税权、约束政府管制权的无限扩张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就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是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即把剩下的央企产权以及中央部委所属的国企股权都注入其中,然后把这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平均分到13亿公民身上,这样才真正实现“全民所有制”,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有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者”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详细] [凤凰网独家对话陈志武]
如果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分享中国总收入的三大群体,那么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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