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时代的必然还是法制的乏力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6月8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某人士在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他说：“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了。”

国人最初接触到“过劳死”这个概念，还是在20多年前。当时，著名学者蒋筑英猝然离世，留下了“英年早逝”的一片叹息。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相继因“过劳死”过世的人，不管是事业成绩斐然的王选和陈逸飞们，还是血汗工厂里倒下的工友们，无一不令人震惊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而就在五月，“过劳死”名单上又添新人：华为研发人员，胡新宇，25岁；中兴工程师，程明，32岁。

都是令人扼腕的英年早逝。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杨新春教授曾表示：据估算，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劳累、生活不规律、开夜车、高度紧张是最大诱因。而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30岁—50岁的英年早逝者中，95.7%的人是死于过度疲劳或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这些，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现代版的“鞠躬尽瘁”

——“加班”何时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新闻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高管是目前“过劳死”最为突出的三类高危人群，有调查显示，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15.6%死于35岁—54岁。

这是在5月25日上海召开的“浦江学科交叉论坛”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所所长熊思东教授提出的一种警告。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劳死”正开始威胁高节奏、高压力的都市人。

而无休无止地加班是产生“过劳”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