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岁片的成本与收益

原剧本安排这个前妻由宋丹丹主演，她和徐铮在离婚后展开结婚竞赛，看谁先找到下家。以男人为主线的是电影，女人的经历拍成一部长篇电视剧。但是宋丹丹的档期排不开，不能参与电影，而是拍了一部300分钟的短剧集。孙健君说，在电影公映前，他们已经通过音像、书以及在日本的发行收回了成本，国内票房是纯利润。虽然他不肯透露电影的投资额，只是含糊说，如果算上资源交换，投资可以算上千万，“反正比《疯狂的石头》多点”。一位业内人士估计，一部很少转场，全在北京拍摄的影片投资应该在五六百万左右，所谓资源交换，就是那些客串明星，每人只提供一天至三天的档期，这种客串如果按商演价收取也是非常高昂，像周星驰当年主演贺岁片《家有喜事》时就拿了巨额片酬。但因为投资方和她们有别的合作，她们可能会象征性地收取片酬。中国电影里几百万和上亿的投资是最易保本的项目，前者可以卖给电影频道或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取奖金，后者可以用大手笔宣传赚取票房，2000万元左右的中等投资是最为危险的。不过孙健君认为，对于没有操作能力的公司来说，中等投资风险最大。成片剪完后，工作实际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之所以亏本，是后面三分之二的发行运营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如果产、叫、卖三位一体，赚钱很容易。

尤其是现代都市题材，像这部影片冠以“呼叫转移”，中国移动必定是有表示的，事实上，这个名字就是为赞助商而准备，以前曾经考虑过无数个名字，因为没有扣上赞助商的特征都被否决了，宋丹丹的短剧名为《爱情来电显示》，也具有同样功能。电影中的植入式广告不胜枚举，从演员戴的手表，用的手机、电视，到路上的站牌、公交车，广告无处不在，完全汲取了冯小刚贺岁片的经验。

有贺岁片传统的香港地区，贺岁电影曾创造了每年票房的最高纪录，在上世纪90年代初，黄百鸣、王晶运作了一批贺岁喜剧，例如黄百鸣的《91家有喜事》、《花田喜事》、《大富之家》，集中了当年最红的明星，加上粤语长片中的老艺人，将老中青观众一网打尽。它们突出了群星贺岁闹大年的主题，每个明星的戏份经过仔细分配，相当均衡，没有绝对主角。结尾一定要扣上一件喜事：结婚或过生日，全体演员出场齐拜年。和冯小刚长达一年的准备不同，这些贺岁片的操作周期极短，王晶最短的一部电影只拍了8天，平均周期也不过12天。《爱情呼叫转移》筹备两个月，拍摄35天在内地已经是极快的速度，但还是有改过几稿的剧本，香港电影却只有一页纸的提纲。《家有喜事》中的二哥角色原定林子祥出演，从林子祥换成张国荣，所有戏份重新编排，前后不过几天的工夫。

冯小刚成功后，内地出现了贺岁片争档期的状况，这些小成本贺岁片充分学习了香港地区胡拼乱凑的传统，找一堆二流明星，用一个很不成熟的本子。2000年冯小刚没有拍贺岁片，当年的5部贺岁片《考试一家亲》、《幸福时光》、《美丽的家》、《防守反击》、《家和万事兴》票房总和还不如一部冯氏喜剧多。这几部片子中，《防守反击》最像贺岁片，有一群二流明星撑场面，剧本最薄弱，风格喜气洋洋，但票房却最差。在几次失败的试验后，制片方发现不是挂上贺岁的幌子就能变成印钞机，所谓的贺岁片也开始不再贺岁，只抢档期，《恋爱中的宝贝》就是典型地打着情人节言情电影招牌的恐怖片。从《疯狂的石头》在一个清闲档期取得奇迹后，连档期也没有过去那么重要。

每年中国拍摄的新电影中有85%是零拷贝，无法进入电影院，只能在电影频道和DVD市场流通，这就造成观众的错觉：以为中国电影一年只有两三部大片。原因在于中国的银幕数过少，洛杉矶平均每4000人有一块银幕，而北京1700万人口只有一二百块银幕，很多小成本影片还没放映就刀枪入库，能进入影院已经是大大的侥幸，如果能进入贺岁档，简直可以杀猪敬神。孙健君说，中国文学的基础是众生相，四大名着全是群戏，很少有一个人物内心世界写成一本书，贺岁片中群星的概念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注定会被观众接受。所有的贺岁电影无非是老枪打新人群，形式、内容都要建立在市场分析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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