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我刚到《中国青年报》时，张建伟写了《第五代》，是描述中国近代以降的第五代留学生的。

那时，他是《中国青年报》天津记者站站长。他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波最新的出国潮，也把他“领导”的唯一一位部下——天津记者站记者武力，以及他的许多其他同事给裹挟出去了。

武力后来去了澳大利亚，并且写了一本自述在澳留学打工经历的书《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在中国国内卖得挺火。

其实，记者是最不该移民的。记者是靠自己的母语吃饭的，移到一个外语环境中，靠什么生活啊？但当出国大潮涌来时，以追踪报道时代潮流为己任的记者们也难免心动。

八十年代下半叶，已经在中国社会中蔚成波澜的出国潮，在我们报社还是涓涓细流，大多数人似乎还在为着某个理想，兴致勃勃地采访着、编辑着、写作着、大场子小圈子里自鸣得意着；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报社弥漫着一片灰色的情绪，憋着劲儿想当“京城名记”的人大概不多了，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一条大河。“xx拿到了赴美奖学金”，“小x的加拿大自费留学签证办下来了”，“老x下周就要去罗马尼亚了”……这些不时传来的消息，撩动着那些蠢蠢欲动者的心，不少人私下憋着劲儿，暗地里探寻着出国渠道，曾经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中国青年报》报社，九十年代初却似乎变成了一个出国筹办中心。

我也是被当时那股明涨暗涌的出国潮，裹挟到了加拿大。

二

“历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都难以奏效，光靠一个政策，是锁不住的。中国锁国最厉害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毛泽东真的把中国锁起来了，连苏联都做不到的事，毛泽东却做到了。但锁了这么多年，一旦开放，就一泻千里，止都止不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华裔学者余英时最近接受我的采访时这样说。

上一期专栏，我写了历史上的中国海外移民，这一期专栏我想谈谈当代的中国海外移民。

20世纪70年代末，也就是文革结束两、三年后，中国先是恢复了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随后又放松了自费留学、出国定居等因私护照发放的审批制度。而在中国打开国门之前，一直严格限制移民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有选择地接受和鼓励移民（主要包括家庭团聚移民、技术移民和留学移民）。里应外合，因缘际会，“第五波”出国潮便骤然兴起于曾经与世隔绝了近30年的神州大地。

根据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从1978年到2005年底，中国公派和自费留学生总数高达93万人，是全球留学生大军中阵容最庞大的一支队伍。当然，这支队伍还不包括非学生签证的合法移民和什么签证都没有的非法移民，这些以出国定居为目的的移民，人数可能比留学生高得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方面的精确统计数字无从查考。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代人类的跨国迁徙现象，不管是留学移民，还是合法移居或非法偷渡，主要的流向都是从较为贫穷的国家流往较为富裕的国家，“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一经济动机，显然是驱动跨国迁徙现象的主要动力。

一位中国学者甚至把中国人工作迁徙的经济动机进行了“量化”：在现在的中国，收入比差在1：1.5以上，就可以促使劳动力跨企业流动，1：2以上，就可以促使劳动力跨地区流动，1：10以上，就可以促使劳动力跨国境流动。根据他的说法，这一“公式”同样适用于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

三

刚刚抵达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时，我在唐人街买了一份中文报纸，在分类广告栏中找到一个房屋出租的广告，拨打了电话。

广告中的那栋房屋，便是我此后租住了多年的房屋。此屋房东与房客均为华人：房东是七十多岁的印尼华裔移民，其他五位租客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和新加坡。

那位北京人与我是同行，曾在北京一家行业报纸担任过记者。因为我们来自同城、曾操同业，所以很快成了好朋友。他的移民经历比我复杂得多：他先东渡日本，后转战拉美，什么苦都吃过，什么惊险都遭遇过。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若无其事地对我讲起他的一段南美故事：因生活无着，他们这一批偷渡南美的中国人曾铤而走险，为贩毒集团跨境运送毒品，其中一个刚刚成年不久的中国男孩在把毒品藏匿在身上时，吓得双手直打哆嗦……

那位上海人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毕业于上海一所名牌工科大学，在多伦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实验室中。

那位广东人来自侨乡台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据他说，他们村里有偷渡海外的“光荣革命传统”，他为了投奔加拿大的亲戚（台山乃加拿大第一代移民祖居地——广东四邑之一），而辗转多国，先香港，继泰国，后欧洲，最后落地北美，前后偷渡过程竟达一年有余，其间的艰难困苦，我听起来惊心动魄，他说起来却像在说别人的事……

四

移民本人通常都会或多或少地从跨国迁徙行为中获益，这一点似乎已有共识；而人口日趋老化、劳动力明显匮乏的发达国家，也能够受益于有选择地接受移民、有控制地开放国门的政策，这一点亦未引起太大的争议，但移民现象对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影响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各方的看法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持“利大于弊”看法的人认为，对穷国政府来说，与其把所有人都锁在自己国家中受穷，还不如放行那些有意愿、也有能力出国打工的人。他们说，出国打工者寄给家人的汇款支撑了母国的往来帐户，有利于祖国的经济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一份关于移民汇款问题的最新报告，在有些移民输出国，移民汇款的数额比外国投资还要大，例如，移民汇款在摩尔多瓦国民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就超过了四分之一。

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勒格雷因（PhilippeLegrain）在他的新书《移民：你的国家需要他们》中这样写道：“提供给穷国政府的援助常常被浪费或被侵吞，但移民寄回家的钱却直接进了穷人的腰包。”

但持“弊大于利”看法的人却认为，跨国移民使富国渔翁得利，坐收穷国年轻劳动力和精英人才，穷国因此失去了经济发展所急缺的各类人力资源，此外，穷国白领在富国从事蓝领工作，这本身也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浪费。针对“移民汇款有助母国经济发展”一说，这些“弊大于利”论者反驳说，移民寄给家人的汇款可能也会把母国货币的汇率维持在一种人为的高水平之上，从而损害祖国的经济增长。

世界银行的那份报告也承认，移民汇款中只有三分之一用于教育、储蓄和商业投资，因此仅仅对移民输出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有限的刺激作用，但在缓解贫困方面，移民汇款却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为在国外打工的移民通常来自城市中较为富裕的家庭，而非农村中的贫困家庭。

不管“利大”派和“弊大”派哪一方的看法更为正确，但对于同为移民输出国的中国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这一波最新的移民潮中，它却颇为奇特地从中大大地获益了一把。

为什么会这样呢？

五

世纪之交，因工作原因，我又移居英国。

这些年来，我重返过一次加拿大，从熟人那里辗转了解到我的那几位前室友的下落：那位上海人已经“海归”，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高级白领；那位北京人也已回国，自己创业，当了老板；那位广东人终于拿到了合法的移民身份，目前仍然住在加拿大。

我也多次回中国采访和探亲，并常去《中国青年报》报社坐坐，与老同事唠唠家常。张建伟仍在中国，继续以文为业；武力曾弃文从商，穿梭于中澳之间，也算是一种变相的“海归”，后患骨癌，英年早逝；其他出国留学或定居的前同事，多数人在海外改行，如今也有不少人“海归”。

六

据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对于是否开放海外留学，是否放宽出国限制，曾有过十分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结果，主张开放的观点占了上风。张建伟的《第五代》中也曾写到当时中国对开放留学之利弊的争论。

中国民办学校“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1978年邓小平就说过鼓励留学，他甚至说，出去的人能有三分之一回来就不错了，教育部也是一种来去自由的态度。但是民间，特别是媒体，反倒显得很保守，总认为这是‘人才流失’。”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不仅反对者没有料想到，就连支持者也没有想到，实际上的结果竟然好过他们当时所能想象的积极后果：出国潮使大批的中国学子涌入西洋、东洋最好的学府，学到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知识，取到了发达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领先的“真经”；即使那些纯粹出外打工挣钱的“假留学生”或偷渡客，也有不少人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华人天生吃苦耐劳、勤奋节俭、善于钻营、工于算计的精神，从移居国的底层爬到中层，还有少数人甚至从中层爬到上层，他们因此非常熟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上上下下的运作。这两类人后来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吸引，又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海归潮，不管是作为外企的华裔员工派往中国，还是直接受雇于中国本土的私企或国企，还是自行创业，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极缺的人才，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那么，中国为什么走出了人才单向外流的穷国陷阱呢？答案其实也并不复杂：中国经济在“第五代”留学生学成后不久、尚未丧失回流冲动之时便“适时”起飞了。如果前述的那个人才流动“量化公式”能够成立，即国际间的收入比差超过1：10，便足以促使劳动力跨国境外流，那这种收入比差并不需要彻底反转成为10：1，才足以促使劳动力回流，因为驱动人才回流的动力，还有文化认同、乡情、亲情等精神层面的因素。

徐小平甚至认为，即使是那些学成后选择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如果美国所有最先进的科技第一线全是由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占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而且现在资讯如此发达，信息的交流已经是没有国界的了。”他举例说，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留学美国后并没有回到中国，而是定居美国并开办了一家高科技公司，现在这家公司仅在杭州一地就雇用了上千人。徐小平说：“如果他不留在美国，那么这一产品的外包业务可能就是印度的了。中国要在留学领域与印度竞争，否则，他们永远是做一万美元的外包业务，我们只能做5000元人民币的加工。”

七

被中国人称为“蕞尔小岛”的英伦三岛，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移民国家，但这里也有不少中国移民，进入21世纪之后，这里又涌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留学生。

不过，他们的主体，已不是张建伟所说的“第五代”了，而是第六代留学生。与“第五代”相比，他们更阔绰，更潇洒，更自信，对待未来的选择，他们也更多地考虑回国发展，而非定居海外。

居英九年，我每天乘坐火车上班，从最初满车厢英语，到偶尔听到几句粤语，再到耳旁时常飘来熟悉的中国普通话，我的个人见闻似乎验证了伦敦这个国际大都市日益多元化的进程，也仿佛回荡、折射着中国“第六波”出国留学潮的潮声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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