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张五常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之一。

尽管在香港读书的时候险些被学校开除，但是当他23岁离开香港，到美国加州大学求学时，他的天赋开始显露。他在接受《东方企业家》杂志记者采访时说，那时他开始被几位老师称赞为天才。他在那里的老师是经济学大师艾智仁，在艾智仁的指导下，他开始撰写自己的博士论文，也就是后来成为经典的《佃农理论》。仅仅看了《佃农理论》第一章，芝加哥大学就决定给予张五常一项奖学金。

在芝加哥大学工作期间，张五常迅速赢得了产权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科斯的友谊，他说，很多人在芝加哥呆了整整一年都没见过科斯一面，可是，他仅仅走进科斯的办公室，同科斯讲了两句话，科斯就决定邀请他吃午餐。他的智力为他赢得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注意，其中包括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还是中国经济制度最清醒也最权威的观察者之一。他曾经陪同弗里德曼到中国内地访问，针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见解。

在回顾他的学术生涯时，张五常说，他没有出现过大的失误。这是一个看上去无比傲慢的回答。但是张五常给出了他合理的解释：因为他“频频回手”。用下象棋来打比方，他说自己是“回手棋王”，“如果大家规定不准悔棋，那我顶多势均力敌；可是如果规定可以悔棋，那我一定下赢你。我是回手棋王，天下无敌手。”他的经验就是，一旦发现你自己做错了，马上就要“回手”，改正错误的速度要很快，“这样大家不会认为你错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不肯承认自己错了，更不要提改正，张五常感叹道。

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失败”和“错误”这样的词汇。中国每年生产出的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悲剧小说；时下正盛行的企业史创作，一眼望去也是歌舞升平。既然我们不知道何谓“错误”，何谓“失败”，更何提要像张五常那样频频回手，成为企业运营上的“回手棋王”？

抛开其他，单提商业。我们的商业记者和商业作家似乎缺乏描述失败的能力和传统。只需要扫一眼大陆图书市场上流行的商业书籍的名目：《阿里巴巴：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淘宝：倒立着赢》、《黄光裕：105亿传奇》、《江南春的创意神话：分众的蓝海》—— 必须声明，我毫无意图要去责难这些书的写作者和它们的质量。我的意思是说，所有这些似乎总在向人传递出一种信息，我们的公司总是在赢，我们的企业家不是传奇就是神话，我们的本土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跨国公司，我们的企业家赤手空拳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和传奇，积累起巨额财富—— 这真是一个最容易产生传奇和神话的年代，可能也的确是。

但是在这些传奇公司和人物崛起的同时，没有人看到，在他们身边可能已经“尸横遍野”，失败者们默默无闻，无人关注。中国资本市场曾经叱咤风云的德隆，在其鼎盛时期描述其成功的商业书籍甚至比它颓然倒塌后描述它失败的商业书籍还要多，只是前者更不为人注意，而且德隆一向以低调著称。

商业中的悲剧感正在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而在西方，成功的商业史作品几乎都在描述一个悲剧事件：《最后的银行家》讲述欧洲最古老的银行巴克雷如何走向末路；《房间里最精明的人》描述安然公司如何从全球最成功的公司之一迅速坠落；《赌金者：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升腾与陨落》讲述华尔街20世纪90年代最成功的赚钱机器如何成为被拯救的对象；《迪斯尼战争》讲述全球最大的媒体公司之一迪斯尼的掌门人艾斯纳是一个怎样贪婪和独裁的公司统治者……

从蒸汽机革命开始的漫长的西方经济史上，留下了无数的关于失败的记忆，这些记忆同人性的自私与贪婪有关，同不可一世的征服欲有关，同巨人的傲慢有关；而我们短暂的公司史留下的记载则是一连串的辉煌、传奇和神话，我们正在成为一个缺乏“失败” 的国度。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有失败，又如何去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甚至变成张五常那样的“回手棋王”，改正错误的速度永远要比犯下一个错误的速度快？这是中国公司和中国商业记者们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是要做一个“回手棋王”，竭力避免自己犯下大的错误，还是干脆地蒙上双目，相信这个国度从无失败存在，无论未来还是现在，而且谁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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