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如此之充裕，流动性如此强大，信贷投放和资产价格出现高峰则无可避免。资产主要包括了房地产、股市和汇率。人民币汇率上升导致结汇高峰，使银行非存款性流动性资金大幅上升；房地产可因宏观调控因素受到部分抑制；股市必然地吸纳了更多资金。这种以显着供求关系支撑的市场纵使短期走强，也极易集聚泡沫并积累风险，一旦预期改变即可能形成超调并引发震荡，将风险传导至金融体系的其他环节。

流动性过剩虽有诸种直接原因，其折射的正是中国经济发展失衡的本质，而过剩出现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失衡。上述流动性过剩使信贷投放过高，资金价格下跌，加剧了投资率攀升的局面。中国近年来投资率不断攀升，已经占到GDP近半，远超多数国家20%的水平，甚至超过了战后日本高增长时34%的水平。投资率过高意味着消费率过低，也意味着资金密集型企业更多取代劳动力密集性企业，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者收入增长放缓、消费疲软、收入差距加大和通货紧缩。

至于经济发展的外部失衡更为人熟知：长期以来依靠沿海地区出口产品已经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了贸易摩擦。由此形成的高额顺差和外汇收入盈余，也是流动性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过，无论流动性泛滥的现实，还是经济发展失衡的本质，都源于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疾患。为防止其负面影响过大，以“保守疗法”治理亦可收一时之功。但唯有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寻求制度演进之路，才能收到治本之效。

无论从哪一层次看，当前经济形势较好，正是深化改革的良机。例如解决经济发展失衡要求转换增长方式，加速政府改革，政府必须放弃不该做的事情，着手做该做的事情，而当前资金充沛正成政府改革助力；又如应对流动性过剩需要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流动性过剩本身又有利于放开存贷款基准利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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