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挑战是生存空间的挑战。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不但面临发展的挑战，而且还面临生存的挑战。公司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全额负债的局面，并且要承受汇率损失的巨大风险。根据我们的测算，在前五年，公司每年都要面临5％左右的汇率风险，再加上目前10年期的国债利率已达4.4％、经营这样巨额的资本需要有庞大的经营机构和人员，这样，如果年平均收益率低于10％，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就会面临亏损的局面。国际上投资银行的年平均利润率也大致在10％左右，美国长期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大都在5％以下，而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又大多是行政人员，这样，指望一个行政化色彩极为浓重、产权制衡过分模糊、投资经验严重不足的巨型投资公司能够获得比国际投行的年平均利润率更高的投资收益，前景实在是不容乐观。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中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体制缺陷。这种导致流动性过剩的体制缺陷不消除，流动性过剩就很难避免。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解决流动性过剩的根本之道是对与现代市场经济既不相融也不相容的中国银行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并且让直接融资取代间接融资而成为资金分配的主渠道和资源配置的主机制。对中国与中国经济来说，处在人民币升值、股权分置改革与经济高速成长这样大背景下的金融制度整体转型与全面转型，可能是中国面临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并且是改革的内部成本与外部成本都最低的时期与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意志与市场的意志应当也必须形成合力，政府必须顺势而为而不能逆势而动，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手足无措，更不能用政府的意志去阻拦、阻挡或者阻延市场的意志与市场的趋势，否则，改革的进程就可能被大大拖延。一旦错过了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中国就将为制度转型与发展转型付出比现在高得多的改革成本与发展代价。在中国经历了28年改革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到底是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还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建立强大的市场进而实现大市场小政府，还是建立强大的政府进而实现大政府小市场，这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并做出政治决断的重要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抉择，将直接决定改革的趋势、发展的趋势甚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设立可能就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至少不是一个弊少利多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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