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要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经济体系，改革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消费者层面上。企业需要多种投资选择，也就是将其现金分流的多种渠道。中国政府需要推动国有企业红利支付制度，这不仅会减缓国有企业将现金流再投入到过剩产能中，而且能够为政府提供一笔额外收入，来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中国需要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在中国GDP中占40%，在美国这个数字是80%。服务业的增长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源，与此同时，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我们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如果阻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全部消除，在2015年前，中国平均家庭年收入将增长300～400美元，中国的GDP将额外增长1380亿美元并创造就业机会700万个。

中国似乎对此已有反应，今年4月底，中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并且配之以金融、电信、铁路、民航、广电等服务行业的改革来推动这项政策。

虽然在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定价上，引入市场机制对中国能源短缺和污染问题的解决作用巨大，但中国政府已经表态，这方面的改革要循序渐进。

以上提到的是中国政府目前最应优先解决的问题，恰好与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关注重点吻合，诸如医疗保障、能源和服务等问题。

中国目前尚缺失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这看上去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努力方向相违背，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正是这些方方面面的缺失，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提供了一个机会，即刺激双方提出减少双边紧张关系以及促进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为整个中美关系出谋划策，指出大的方向。

市场化金融体系改革将有助于平衡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提供多种投资渠道也能起到相同作用。将来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如果能够取消金融管制，那么中国将成为货币可自由兑换和市场汇率国家，这也是汇率改革的终极目标。最终，将启动内需而平衡国际贸易。

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把脉很准，将中国最关心的问题都划入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框架内。现在看来，不利的因素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速度，没有一个能够使美国国会以及其他那些认为中国是美国贸易逆差和经济不稳定之源的批评者们满意。

正因为此，我在不久前北京之行时就向中国官员转述了目前美国国内的状况：美国国会将视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结果而决定，是否将一系列的强硬政策诉诸于立法。我非常清楚，尽管战略经济对话着眼于长期的、宽泛的问题上，但对话同时需要向对话机制的制定者显示其进展，以确保其能够继续存在下去。

但期望或者要求即将到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解决我们贸易的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这种期望，再加上美国参与其中的内阁部长级官员是如此之多，人们对此次会议的关注是如此之高，这可能带给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以意想不到的障碍。但不可否认，战略经济对话是确保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在正确轨道上发展下去的重要机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将竭力确保它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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