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与短期

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支持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从2006年8月起开始成型。当年12月，双方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三分之一的内阁级高官云集北京。中方阵容也同样强大，充分显示出双方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视与肯定，但会议取得的具体结果却十分有限。

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轮对话，首先就面临一个长期战略还是短期成果的问题。中方希望讨论长期和全局性议题，美国政府同意以此为目标，但是提出需要短期可视成果来巩固信心。

长期和短期之争的火药味，在对话开幕式上已经开始出现。

5月22日开幕式上，保尔森在演讲中几次提到近期成果，希望中方能在保持长期接触的基础上，拿出具体的短期行动回应国会，也保持美方对战略经济对话的信心。

怕说得不够明白，保尔森在演讲的结尾用一种貌似轻松的口气，道出需要短期成果的迫切心情：“美国人有很多优点--我们勤奋工作、善于创新--但是我们缺乏耐心。对于这种看重行动的传统而言，‘对话’这个概念都可能显得太消极了。”

吴仪在发言中毫不示弱。她提出的三点建议，回击了来自美国的贸易压力，警告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而且暗指美国不应当将自己的经济问题归咎中国。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对抗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施压只能使问题趋于复杂化。”吴仪说。应当认识到两国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各有不同，应当首先着眼于国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加强合作，而非“动辄把自己国内的问题拿来指责对方。甚至试图通过施压和对抗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

双方交锋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顺差和由此引发的政治压力。据美方统计，2006年，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数据是2325.48亿美元。由于双方统计方法的差异，中方的数据是1442.6亿美元。尽管统计上存在很大差异，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在逐年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至于增长的幅度，按中方数据来计算的话，2005年双方货物贸易差额比上年增长了42.2%；2006年则比上年增长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数据，这个增长的幅度更大。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美国指责中国的汇率、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为出口提供了优势，导致了贸易逆差不断增加。但行政和立法两大部门开出的药方各不相同。国会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求中国人民币大幅升值，财政部则建议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前者希望诉诸立法和诉讼，后者则建议通过长期对话协商。

尽管第二轮对话开始之前双方提出四大话题，包括服务业开放、能源与环境、创新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但真正争议之处在于汇率和服务业。如果说长短期成果是第一个矛盾，那么经济对话中另一个聚焦点，就是国会和财政部关于敦促中国改革的优先权之争。

“保尔森与前几任财长的立场不同，他并不认为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在制造业上的交叉地带并不大，主要目的是通过打‘汇率牌’，在金融业开放和知识产权上获取更大的好处。”瑞士信贷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陶冬对《财经》记者说。

中方则认为，不平衡是因为亚洲贸易转移让中国成为区域生产组装链的终端，从而承担了所有的指责。此外，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也压抑了最具强势的产品出口。即便如此，中方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调整经济战略，进口增长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到2010年，中国会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吴仪在华盛顿的演讲中说，这些都会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创造无穷的商机。

国会、白宫和中国三方对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成因、解决办法和优先事项理解各异，很难通过两天的交流得以弥合，加上两国政治时间表容不得在汇率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