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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谈判
尽管内容相对平淡，中美双方在准备战略经济对话的过程中却体现了足够的诚意，应和了建立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目标。随着战略经济对话在两国政界、商界、学界间展开讨论，也为解决双边的经济问题提供了更广泛的思想基础。
从上次战略对话结束，保尔森就已频频奔波于国会和中国两端，开始筹备第二轮会面。
今年1月在国会作证时，保尔森强调不能采取惩罚性措施以逼迫中国改变经济政策。他要求议员们拿出更多耐心。3月，他飞赴上海，专程就第二轮对话与中方沟通，回国之后即接受本刊专访，强调开放金融市场有利于中国自身（参见《财经》2007年第6期封面文章“保尔森信号”）。
5月初，保尔森宣布不去德国参加7国财长会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他是为了战略经济对话做最后的准备。从国会到智库，他在对话前一周内马不停蹄，倾听了各方对此次会谈的期待，也屡屡强调对话长期和战略的本质。
和去年12月的首轮会谈相比，保尔森日子难过很多。这位财长刚刚和众议院贸易委员会的瑞格和列文议员会面之后，第二天筹款委员会就反其道而行之--42名众议员联名向贸易代表（USTR）苏珊施瓦布提交了长达200多页的文件，要求美国政府就汇率问题对中国发起301调查。
列文向媒体透露，和保尔森的会面中，两者对如何处理中国的汇率问题存在分歧。“我们和保尔森的意见不一样。他依赖（中国）政府内部结构性的改变。我们则说必须马上行动。”
学界对战略经济对话的看法则更为复杂。对话举行前一周，在智库布鲁金斯协会的闭门讨论中，保尔森提出他希望看到成果，但是更关键的是把这个过程进行下去。
有学者提出，中国更希望被视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被美国教训。但是在中国希望得到的成果中，例如市场经济地位、放松出口控制等方面，美国是否能拿出对应行动？
“一个国家一般不会单方面开放，需要在双方或者多方谈判的框架下进行，”拉迪对《财经》记者说，“在大部分国家里，政治领袖如果要给外国一些让步，一定要有回报。这必须是互惠的，而不是单方面的。保尔森的论点也许在理论上有说服力，但我不认为有政治说服力。我觉得他需要做的，不是说‘这对你也有好处’，而是说，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同时我们也能提供这些你要的。”
但是，财长保尔森很难拿出具体的政策向中方示好。相反，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在此前几个月，就知识产权议题发起的两起WTO申诉和一个中国的铜版纸进口反补贴初裁，让中方反应激烈。中国商务部迅速发表意见，称“非常遗憾”，“强烈不满”。
中国十分希望美方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这却不是保尔森的权力范围。“这归商务部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军队和国防、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推动的。他们对向中国和一些海外国家的技术转移采取一种限制性的保守态度。即使保尔森觉得放松管制是正确的，他也很难说服其他部门同意这一观点，”拉迪说。
对话开始前几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财经》记者问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霍尔莫：美方为对话拿出了什么正面的行动，霍尔莫回答说：“我们主要是倾听……发现对两国而言最重要和关键的问题。”
此次对话之后，在保尔森的建议下，吴仪和多位中方部长5月23日与国会议员展开四场会面，直接与数位强硬的中国批评者们沟通。尽管这些议员们没有改变基本立场，但金融委员会主席包克斯事后发表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对国会的访问是历史性的。”
在最后一个活动、5月24日的晚宴讲话中，吴仪不无幽默地描述了国会之行。
“对话结束之后，根据保尔森财长给我安排的任务，我到国会进行了四场会见活动。”吴仪说。
“当时我看见媒体有报道，说是吴女士要去见女议长佩罗西，就像进了虎口一样。我看到这个报道以后，我一想，本人就是属老虎，因此虎口就在我的嘴上，没有关系。”在满场笑声之中，吴仪接着说，“我们昨天的会见确实是很好的，美国朋友告诉我，从来没有看过佩罗西脸上带着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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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昕
编辑：
廖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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