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老祖宗学习：看中国人如何玩钱(2)

2009年08月02日 21:03
来源：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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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在惠民政策上可打最高分

在出版界掀起“明朝热”之前，可能有很多人对明朝的印象不太好，皇帝多半不像样子，又打大臣的屁股(廷杖)，还有如狼似虎的东厂、锦衣卫，简直是太黑暗了。

这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看，而从民众的角度看，你会有新的发现。明朝是历代“封建王朝”中对赈贷工作最重视的一个朝代，要是不研究金融史，就不知道这一点。

赈贷的意义就是扶助弱势群体，是民本思想最具体的实践。大概因为朱元璋是贫苦农民出身的缘故，所以明朝始终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朱元璋尝过饿肚子的滋味，对穷人也就特别怜悯。他在位时两次下令，凡是遇到饥荒年景，各地政府要先开仓赈灾，后打报告汇报，可以先斩后奏。老皇帝知道“一天不吃饿得慌”，也知道官僚机构办事磨蹭，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措施，否则，没有朝廷发话，擅自开仓放粮，那是要论罪的。

由于救荒是一项例外工作，不能预先打入预算，因此用于赈灾的钱粮要另当别论。明朝的办法是，允许犯罪者交钱赎罪，也鼓励富户出钱赈灾，出得多的可以赐给官员身份。比如捐120石米或者150两银子，就赏给一个正七品的荣衔。

在明朝，动员富户出钱赈灾是一项制度性的工作，舆论与行政动员双管齐下，这叫“劝借”，全社会大造出钱光荣的氛围，不由你富人不拿出钱来。当然政府也不是强抢，而是让你灾年拿出粮食贷给穷人，丰年时再由政府出面让借方还给你。这等于借钱，借钱就要支付利息，明朝在这方面的制度设计很绝妙，就是把免去富户人家的劳役作为利息，借钱粮的穷人就不必向富户支付利息了。

借贷双方的合同，由官府出具，这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史书记载，从朱元璋时期起，富人参加赈贷就成为“常制”

在古人那里，是非、情理就是如此简单，没有哪个富人以“自由权利”为由，抗议政府强迫赈灾。赈灾的粮食是需要提前储存的，明朝设置了专门的预备仓，每个县4处，由民间有德望的老年人管理。不过到了宣德年间，这个预备仓制度就开始废弛，虽经几次整顿，到万历年间就名存实亡了。

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功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除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5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么？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