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解决分配失衡不能劫富济贫破垄断让更多人变富(2)

2012年06月21日 07:25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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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以资本性收入为主的非劳因素导致的差距，资本性收入按照资本市场取酬，而资源垄断在全社会的少部分人手里比如少数煤老板，再加上资源的高杠杆作用，导致收入差距巨大。多元生产要素产生了多元取酬标准，和过去单一的按照劳动力要素取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制，多元取酬模式导致收入差距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过，与原本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相比，因为他们一直是按照生产要素取得报酬，所以我们的实际收入差距比他们要小，但是我们收入差距拉大的速度要比他们快。

陶然：我认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主要是发展模式造成的，现在的发展模式靠牺牲失地农民、农民工的权益，牺牲环境来维持。地方政府再限量供应商住宅用地，吹大房地产泡沫，更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分配和资产分配。所以不光是收入分配不公，资产分配也非常不均匀，比如提供中间服务的行业，能源、材料、电信等国有垄断部门，他们利用下游行业获得了高额利润，而这些利润上缴的比例非常小，更多地是用于自我投资和消费。

时代周报：温总理曾言，“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你认为，收入悬殊会造成哪些负面后果？

王小鲁：负面后果非常严重，特别是一部分收入的分配是很不正常、不公平的，当然会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社会不稳定。此外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没有社会保障，生活和就业非常不稳定，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来回流动，这对社会稳定是不利的。他们要承受很大的风险和压力，老人、孩子留在农村，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很多人属于中低收入阶层，平常有工资收入可能还好一点，一旦没有工作了，或者生病、出了工伤，生存就成问题了。过去老的农民工还可以回去种地，但是现在年轻的农民工，很多都不可能回去种地了，如果不通过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孙群义：收入悬殊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当这种不公平是由体制不健全造成的时候，矛盾就会尤其突出。我们不能光看收入不平等的结果，还要看造成不平等的过程。资本性收入的差异巨大，那么资本是如何被占有的？占有的方式是否合法，这个很重要。如果资本的占有是合法的，比如煤老板合法投资了一个煤矿，他所取得的是资本收益，而打工者取得的是劳动收益，那么他的收入肯定要高于煤矿工人，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的煤矿是通过非法途径或钻改革开放的空子获得的，机会不平等，那么这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这是最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没有比较好的解决模式，包括苏东国家也都没有解决好，他们的改革比较彻底，但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他们很多富人的资本来源不清楚。

改革难产不是简单利益问题

时代周报：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方案已经讨论了8年，每年都说要出台，但都无疾而终，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是什么？阻力来自哪里？

王小鲁：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收入分配牵涉面太广，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所以改起来难度非常大，很多问题不是发改委一个部门就能说了算，就能解决的。有些综合性的改革措施，需要更高层的决心和总体改革的明确政策和路径，这些定不下来的话，靠一个部门去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难度确实很大。另一个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改革会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要动体制上的问题，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有些权力部门或官员属于在改革中利益将要受损的一方，那就可能会消极抵制，变成阻止改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