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解决分配失衡不能劫富济贫破垄断让更多人变富(3)

2012年06月21日 07:25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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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群义：因为我没有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所以改革的阻力在哪，我也不清楚，我也希望能够早点看到方案出台。可以想见，收入改革肯定要触动一些人的利益，比如征收房地产税，会触动开发商和炒房者的利益，但是我不认为改革难产只是简单的利益问题。因为收入改革涉及到社会的发展模式，收入分配的结果是整个社会体制、经济模式决定的，如果要就收入分配来调整收入分配的话，恐怕效果有限，所以关键还是要看到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调节收入不外乎两种办法，一是把高收入的压下来，低收入的抬上去；二是高的少控，尽量把低的往上抬，因为我国大多数劳动者收入都比较低，这两种思路各有利弊。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资本性收入如何处理，我们原来说要让更多劳动者取得资本性收入，要让他们占有资本，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是有些问题。比如，这些年我们想要通过股市等资本市场，让更多劳动者能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但结果却成了为大资本输送利益的渠道，这不仅仅是调整收入的问题。又如个人所得税，我们现在提高了纳税的起征点，但是还是有问题，比如到底如何评价收入水平高低的问题，广大农民工从事的生产工作确实辛苦，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固然收入水平很低，但城市白领很多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同样很劳累，他们拿七八千元的月收入，就算高收入了吗？现在要增加他们的税收，也是很说不过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更通盘的考虑。

陶然：要直接调节收入分配进行二次分配，往往是一个成本很巨大的事情，因为它意味着要从富人、从强势集团手中抢夺利益，所以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停留在口号上。现在关键要在土地、房地产行业，不能由政府垄断供地，小产权房在符合规划和进行改造的前提下，交了一定的税费后就可以合法化，这样可以创造很多就业机会。比如现在城郊1.8亿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加起来有三四亿人，让他们可以在城里盖房子，把房价降下来，属于资产分配的平等。

只涉收入，分配改革没效果

时代周报：最近，有消息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望在6月底出台，如果出台，你对此改革方案的效果有何预期？

王小鲁：现在我不了解方案是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很有限的改革，不可能全面到位。现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缩小收入差距，比如调整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社会保障全覆盖，但这些措施相对于收入悬殊程度，作用是有限的。它们有可能起到缓和收入扩大的速度的效果，但是要改变收入差距的状况，使它恢复到合理差距上来，光靠已有的改革还远远不够。包括社会保障，这几年推进力度很大，但是两亿多农民工大部分人仍然没有被覆盖，所以这方面的改革仍然没有到位。更不用说灰色收入问题、腐败问题，它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变革，不是靠完善社会保障，增加转移支付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政府管理体制、财税体制等的改革。

孙群义：现在因为方案还没出来，所以还不大好说，但是假如只是就收入论收入，特别如果仅仅是劳动者的资金收入来说，我觉得效果会打折扣，因为从社会的各个方面来看，大家对收入分配这块，主要不是在工薪收入，而是在这之外，我觉得重点应该是在那些方面。收入分配是果不是因。

我觉得重点应该在资本性收入，也就是说，从我们的资本配置市场，资本市场，这方面我希望是重点解决的。包括房地产市场、股票、资金市场，这是最重要的，实际上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经济调控中常用的利率、汇率这些要发挥更大作用，不仅仅是在劳动者的工资上做文章，这起到的效果是很小的。

时代周报：你希望会有哪些具体改革内容？

王小鲁:我觉得收入分配改革并不是简单地给大家涨工资，它是一项涉及到多方面的综合性体制改革。比如，关于资源性收入和垄断性收入问题，就会涉及到资源税改革，我们过去有这方面的改革，但是力度不够；对于国有企业红利上缴问题，特别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红利上缴制度改革的力度还要更大，有必要考虑是否征收垄断利润调节税。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和使用问题，现在很不透明、很不规范，这就要从土地出让制度及房地产税来推进；而这些方面的改革又涉及到财政体制，所以财政体制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要规范政府的收入和支出，现在政府收入上升速度太快，远快于GDP的增长，但是政府的支出是否用到了合理的地方，透明度低，大家看不到，这也是亟待改革的。还有，社会保障制度涉及到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方面，这些改革都需要推进；最后是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里，如果政府的运作不透明，缺乏公众监督，那资源的分配就会产生严重问题，所以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项关键内容。

上述改革很难都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来概括，有些可能远超过“收入分配体制改的范围，但是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收入分配，如果这些更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不去碰它，光讲收入分配改革，恐怕很难根本解决问题。

陶然：在一些垄断行业，比如中移动、中联通、中石油、中石化等，他们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但是垄断不是绝对的，如果放开准入限制，比如多发几张电信的牌照，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石油进口权，就可以形成竞争，这就可以降低价格，实际上也就给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因为降低了企业生产、企业沟通、物流的成本。如果电信部门直接放开民营企业准入，暂时不具备条件的话，起码要允许或者鼓励中移动和中联通打价格战，这样有利于遏制这些企业的浪费现象，逼着他们降低成本，同时也就可以降低通信价格，直接带动整个电信行业的服务增加值和总产值，而且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石油、石化行业也是这样，可以给一些民营企业进口石油的权限，打破部门垄断。

通过打破垄断，创造就业机会，是缩小收入差距最好的办法，它能够让中低收入或者现在没有好工作的人获得更好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直接劫富济贫，可能效果并没有预见的好，而且在政治上也不会被允许，做了以后也可能出现更多的扭曲。要解决行业进入管制问题。。，中国现在不一定要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垄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变富。另外，要提高政府公共资金的利用率，我们每年有上万亿的支农资金，几千亿的扶贫资金，几千亿的医改资金，这些钱如何通过体制改革来充分利用好？现在很多农村把教育经费用来投资建校，但当地的大部分学生可能已经随父母流动到城市，那么这种学校投资就是浪费，不如把钱用在流动人口身上，给流入地政府多一些补贴，给农民工子弟办校。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孙群义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

陶然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