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宪忠:重新解读公平与效率的真实关系(3)
我们所要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任何制度安排首先必须考虑到功能性的公平与效率设置,都需要将公平与效率的良性互动作为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彼得•德鲁克在其《社会的管理》的著作中也曾明确指出:“收入变得更加平等的惟一道路,并且事实上要防止他们的收入变得更加不平等的惟一道路,是更大的‘效率’。……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增加他们的平等,在经济上是维持不下去的,在政治上是做不到的,而在道德上,即便是对最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如罗尔斯来说,也将是错误的。”概而言之,只有从内在统一包容而不是彼此对立排斥的意义上,才能获得对公平与效率真实关系的准确理解和科学描述。国内外主流学界之所以会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 除了对“公平与一词的含义理解有异之外,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误解成非此即彼和相互对立的负相关关系,而不是内在统一和互为因果的正相关关系。
任何制度都是集体选择和社会行动的产物,优好制度既是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发展的首要元素。但国家制度安排的效能结构,既可能具有公益性,也可能具有公害性,这要由制度的公平质量及其效率水平来决定,发展中国家的转轨发展主要取决于改进制度质量的变迁进程。发展中国家长期面临的主要困扰是由特权制度结构造就的不公平,发展的首要含义是社会公平度持续而显著的提升过程。这个推力源就是根据公平理念所设计的国家制度合力,科技创新和经济效率无非是国家制度的发展函数,国民大众的发展质态只能被理解为制度优劣的衍生物或派生品,两者之间具有可通约性,以权利公平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应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世界银行2006年在评价现代中国情况时指出:“中国需要变化、亟待变化!”国家制度优劣能够对所有重大发展现象提供令人心悦诚服的深度解释能力,在这个全球化竞争时代,没有比制度现代化而更加重要的事情。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由劣坏向优好的制度转轨,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文明演进的卓越转型,从而跳出发展的陷阱并完成发展的革命。【本文原载《现代经济探讨》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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