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造城之殇：每天投5500万离开一个月找不到回家路

2013年09月23日 11:19
来源：财经杂志作者：舒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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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7日，国务院更下发特急明电，要求对全国政府性债务进行审计，中西部由于产业单一，财政收入结构里非税收入类较多，因此成为这次审计的重点。据知情人士透露，2013年大同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的新增贷款“几乎没有”，城建资金少了一大来源。

多个资金来源受阻后，大同的造城资金链有断裂之虞，而已有债务进一步加重了其负担。

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大同市政府投资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金2.9亿元人民币，负责经营城市国有资产、地产投资开发、招商引资等。而大同城市建设开发公司，则负责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等建设项目运作，其公司业务还包括销售商品住宅、房屋出租等。

这两家政府的开发公司以招投标方式将工程发包给中关村建设、山西宏图等大型企业作为总承包方。此后，总承包方再将工程分包给大大小小的包工队，从中收取13％左右的管理费。

河南人刘斌是一支工程队的包工头。他从山西宏图拿到了安置房小区魏都新城八栋楼的建筑工程项目，在没有正规合同的情况下先行垫资开发，建设过程中山西宏图支付了700万元，扣除管理费，尚拖欠刘斌800多万元工程款。此后，刘斌找到山西宏图，被告知政府的开发公司没有与宏图结算，所以无法支付余款。他又找到政府，政府让他把账算清楚，协助他要钱。再找宏图要求决算，宏图又将皮球踢回政府开发公司。

刘斌的钱则来自于民间拆借，目前仍余400多万元借款，3分利息，每月需支付10万余元利息。刘斌的遭遇并非个案，与他一起承包魏都新城北区的兰巨宝、王宏礼、韩文宏境况相同，“我们现在有苦说不出。”

魏都新城总共有300栋楼，按刘斌估算，每栋楼欠款在80万－100万元左右，总额接近3亿元。而像魏都新城这样的小区，大同总共有十几个，加上新区五大场馆，工程欠款不是一个小数目。

目前，大同政府并未披露负债总额，媒体此前报道笼统称为“百亿”，这来源于耿彦波在任时透露的银行贷款数据。《财经》记者了解到，在城建高峰后，大同的银行贷款约为140亿元－160亿元。

综合银行贷款和工程欠款等，一位当地政府官员估算，大同政府债务在200亿元左右。

2012年，大同全市财政总收入完成190.7亿元，与债务余额相当。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公司一位长期从事城市开发贷款业务的人士表示，在衡量政府负债时，关键的指标是政府可支配财力。如果债务与可支配财力之比，即政府债务率超过100％，就有一定风险。

大同市可支配财力占财政总收入之比约为55％，2012年为100亿元。按200亿元债务计算，大同政府债务率达到200％。

不过，上述国开行金融公司人士也表示，还需要综合考虑贷款期限等因素，“如同个人买房年收入20万元，但贷款100万元买房，看起来负债率很高，如果是分30年还清，那么偿付风险并不大”。大同市政府银行贷款期限大多为10年到20年，时间较长，以100亿元可支配财力而言，偿付风险不算很大。

问题在于，后续资金压力显然已难以继续支撑庞大的城市改造计划。

耿彦波认为，“城市是一种产业”，的确，造城并非纯投入，亦有收益。大同政府通过开发拥有约80万平方米的商铺，收益可达80亿元。然而，由于担心城市建设停滞，不少业主目前纷纷退订商铺，退订金额已达6亿元。

大修古城的动因是使大同转型为旅游文化城市。2012年，新修复的东城墙确比上年增长游客105.82％，2007年至2012年，大同市旅游收入也从63亿元增加到162.82亿元，增长159％，不过，同期山西旅游收入的增长水平达到了212％，全国增长水平233％。旅游收入对大同城市续建而言“远水难解近渴”。

得失

耿彦波主政五年间，给死气沉沉的大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搅动的不仅是这座城市的面貌，也包括政治生态以及331万大同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这基于他极富个性特征的施政方式。

耿彦波的经营城市之道可概括为：以铁腕拆迁为保障，以修桥铺路等基础建设为先导吸引开发商，以出让土地为核心，以银行贷款为补充，密集投入资金，短时间内改变城市面貌。

耿彦波此前担任榆次市委书记和太原市副市长时，刚构建的城市规划都是在未完成时便被调离，所以在2008年调任大同前，耿彦波向省委请命：“希望能让我在大同起码干满一届。”

一届是五年，对于如此宏大的城市规划来说，可谓短而又短。任期大限下，耿彦波采取了非常规的施政方式。他自己每天睡眠不超过5个小时，还为官员定下几条规矩：事不过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

身边的人总结他的工作方式为“一线工作法”。他很少在办公室坐着，而是整天泡在工地。他不仅是城市的规划者，而且还是超级监工。经常天不亮就一个人出门来到工地，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市长带着各部门负责人在街头办公是大同一景，所到之处常引起市民围观，拍照。

耿彦波的施政风格较为强硬，时常突破规则和程序。按照规定，工程建设必须先办土地证，才能办规划证，才能招投标，才能办施工许可证，最后才能开工建设。而现实情况是，当年申报土地，第二年底国务院才能批回，才能办土地证，这意味着第三年才能建设。“大同这么快的建设速度，不可能等到手续齐全才开工。”知情人士称，因此，未批先建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场馆甚至边设计边施工。

在拆迁问题上最能体现耿彦波的铁腕，他的名言是：“我没有时间等待，所以拆迁不能等待。”不论市民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员的房子，都照拆不误。

西大街拆迁中，他动用武警封锁现场，拆迁人员破门而入，将被拆迁人扔到车里拉走，然后强拆。他自己则在旁边的云冈建国酒店顶楼密切关注拆迁的全过程，他也因此获得“耿拆拆”“耿鬼子”的绰号。

城市面貌的快速提升使普通市民们都了解他的造城计划，出租车司机也能随口说出“一轴双城”、“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等耿氏理念。耿彦波离开半年之后，其极富个性的作风仍是街头巷尾的一大话题。一些市民甚至相信，如果耿彦波还在大同，城市规划一定能够完成。

一位官员总结道：“耿彦波的能力、勤奋和强势个性使得他对这座城市形成了一种个人信用，大家觉得，只要他在，一定能‘玩’下去，一些开发商甚至愿意垫资开发。但这种个人信用是双刃剑，他一走，信用就不在了，一些工程队宁愿跟他去太原，也不愿意留在大同。”

大破大立的狂热气氛逐渐褪去，大同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一些人也开始反思耿氏的造城计划是否过于超前。

耿彦波认为古城中的现代建筑毫无价值，是“垃圾建筑”，所以不论修建时间长短，都一并拆除，以追求古城的完整性，这被当地一些专家批评造成了浪费。此外，按国际标准设计、投资巨大的五大场馆也有人怀疑必要性。“谁来大剧院看表演呢？”上述当地官员说，“摊子铺得太大。”

耿彦波认为外界对城市建设和政府债务的看法存在偏颇，“城市建设不是简单的造城，改善了民生，还留下那么多的资产，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财富。”然而，政府主导型的强力造城亦给大同留下后遗症：土地经营下滑及债务让城市的续建失去了腾挪的空间，更进一步的古城旅游开发新政府无暇顾及，而那些空空荡荡的四合院谁来经营，那些拆了一半的棚户区如何处理，新区如何不论为空城等等，都是待解的疑问。

本刊记者董欲晓、实习生吴君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