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昔日调侃科斯：想象丰富思考持久表面却笨拙得很

2013年10月19日 22:51
来源：凤凰财经作者：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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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芝加哥大学的众多大师当年反对科斯在《联邦传播委员会》一文内的分析，倒不是因为科斯认为把播音的频率私产化就可以解决问题。（私有产权有起死回生之力，芝加哥学派怎会不知道，虽然他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看不见、摸不着的播音频率，也可以界定为私产。）他们反对科斯那篇文章，是因为作者把频率公用的混淆一般化，伸展到他们认为政府必须干预的例子上去。

科斯认为，频率公用的混淆效果，与任何资产公用的效果相同。他说：一块地用来种植，同时又用来泊车，其效果与频率乱搭同样的一塌糊涂。他于是指出，泊车的人损害了种植者，要前者赔偿后者可能是错的。如果为了要种植而不许泊车，那么种植者岂不是也损害了泊车的人？那么种植者是否要赔偿泊车者的损失呢？工厂污染邻居，要工厂赔偿给邻居吗？还是要邻居赔偿给工厂，请工厂减少污染？科斯也认为，说不定工厂污染愈甚，对社会可能贡献愈大？

以上关于泊车与污染的论点，在三十年前听来，实在不容易接受，这是因为：那时所有的经济学者都同意，损人的人要被约束，但却没有意识到，损人的人被约束，就是被“被损”的人损害了，所以应该被约束的也可能是被损的人。科学的进展就是那么奇妙，一个是原则上相同但在性质上不同的例子，可以使分析者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同样的问题。这个新角度可能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天地，以至后来整个科学观念都改变了。科斯当年鸿运当头！他为了追寻联邦传播委员会的起源而一脚踏中千载难逢的例子：一个公用的播音频率，使大家的收音混淆不清，是谁损害了谁？答案显然是：你损害了我，我也损害了你；要约束哪一方？答案是：任何一方也行。应该是谁赔偿给谁？答案是：要看谁有使用的界定权利。以为泊车者或污染者是损人而不是被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

在戴维德家里的大辩论，其结局是使每个参与的人恍然而悟：频率乱搭既然是产权的问题、那么污染也是产权的问题了。工厂是否有权污染邻居？邻居是否有权不受污染？权利谁属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业主”、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一旦界定了，是工厂的也好，是邻居的也好，污染的“多少”就可用市场的交易来解决；而不管权利谁属，只要被界定了，在市场的运作下，其污染程度都是一样的。科斯定律就是这样简单。

科斯告诉我，当他那天深夜离开戴氏之家时，他已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之后，他答应戴氏给后者主编的学报写一篇澄清他也许那夜之分析的文章。这篇名为《社会成本问题》之作，石破天惊，是本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作品。文章很长，不同而又类似的实例很多，反映出科斯治学之博、之深。该文当然获戴维德采为一九六零年那一期学报的首选，但面世已是1961年了。

根据科斯的回忆，由于要赶六零年那一期，时间急迫，他写好了一节，就先寄那一节给戴维德，分节寄出，希望戴氏能有多点时间编排该稿。这样分节而写，分节而寄，节与节之间的连贯性较弱，但每节较一般文章的章节有较大的“独立”性。科斯把最后结论那一节寄出后才知道，原来戴氏对他写该稿时的赶、赶、赶漠不关心。戴氏认为，好文章通常要多花时间写，不赶也罢；假若科斯的稿迟三几年才写完，那六零年那一期大可等待下去；这样的编辑，在市场是必遭解雇的，但在学术的高处及态度的认真而言，戴维德是无出其右的编辑了。

那时《法律经济学报》是有稿酬的（现在没有了）。我曾问戴维德，科斯《社会成本问题》的稿酬是多少？他喟然与叹，说：“那时校方明文规定，不管文章高下，每页稿酬相等。假若我有权按文章的重要性来发稿酬，我会将全部可用的稿酬送给他！”

1960年的《法律经济学报》只印了五百本。后来该期的需求量每年激增，就重印了好几次，十多年后还要重印。世界上似乎没有哪一本杂志或学报有这样的经验。

（五）

不少经济学者知道，科斯曾不断地申诉过：读者不明白他的文章。但一般读者却认为，科斯的文字好得出奇，明朗之极。已故的约翰逊（H.Johnson）是文字操纵自如的大名家：他曾告诉我，科斯是百年仅见的文字高手。但为什么科斯认为别人看不懂他的文章？我觉得他并非过于敏感，而是他的思想深不可测，明朗的文章读来似浅实深，使很多不真正明白其意的人以为自己明白了。

我是1962年开始细读他的《社会成本问题》的，一次又一次地读了三年，期间每读一次后静静地思索，思索后又再读。后来我写《佃农理论》时，没有引用他那篇鸿文，因为执笔时没有想到自己的理论与科斯定律有什么关系。若干年后，约翰逊、西尔伯贝（E.Silberberg）、沃尔特斯（A.Walters）等人在他们的书中介绍科斯定律时，都不约而同地以我的佃农理论作为该定律的应用示范。这可见有时影响愈深，受影响的人反而愈不知情。

1967年秋天，我到芝加哥大学任职，重要的事当然就是拜访科斯。戴维德要退休，他所编的学报得另聘编辑，科斯显然是最适当的人选。一说即合，科斯是在一九六四年转到芝大去的。六七年的秋季开各后几天，到该校的法律学院去找科斯，我与他索未谋面；战战兢兢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里，自我介绍：“我是史提芬，阿尔钦的学生，曾经花了三年的时间读你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段话其实我已准备很久了。

说了这些话后我才打量科斯。只见他头发斑白，服装古老，戴着眼镜，“正襟危坐”于桌前阅读。室内的书籍很多，一套一套地放得很整齐。他听我那样说，好奇地抬起头来，问：“我那篇文章是说什么的呀？我一时语塞，心在想，那么长的文章，从何说起？过了一阵，我还是勉强地答了一句：“你那篇文章是说合约的局限条件。”他立刻站起来，高兴地说：“终于有人明白我了！你吃过午餐没有，我们不如一起吃吧。”

就这样，科斯和我成了好朋友。两年后我离开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职时，久不久就接到一些不相熟的经济学者的长途电话或来信，说科斯要他们问我，关于他某篇文章如何解释。会港后数年—两年多前—一位美国教授途径香港，告诉我如下的故事。科斯曾到他们的大学演讲，听众济济一堂。在演讲中科斯直白地说，引用他的思想的人都引用得不对。到了发问时间，一位听者问道：“当今之世，有没有一个引用你的思想的人是引用对了的？”，科斯回答：“只有张五常。”

这个故事在美国不胫而走，使我受宠若惊。然而，这点惊喜得来不易。我不仅花了三年工夫读科斯的一篇文章，而在芝大的两年间，大家在校园漫步时，他不断和我细说他思想的根源。我和他没有师生之名，但倒有师生之实。外间误以为我是他的学生，他从不否认，我也从不否认。

拜师或拜友求学，我所求的有点与众不同。从传统的教与学那方面看，我是个不受教的人。假若一位老师转述某一篇文章，不管说得如何精彩，我的脑子多半会想到其他事情上去。就算老师精阅地批评那文章，我也会想；文章我自己可以读，读时有自己的观点，于是脑子又魂游去了。这样的学生还获得那么多的名师教导，可算奇迹。

是的，我求学的主要兴趣不是求教。而是想知道一些重要的思想是怎样形成的。阿尔钦吸引我，是因为我要知道他那天马行空的思想从何而来。后来我发现他有了高度的分析能力，还能保持着小孩子般的发问本领那我就跟着他过过瘾，天马行空起来。我向赫舒拉发所学的是另一套功夫。他的思想只有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要是拜他为师的人能细心地体会，会很容易学上手。

科斯对我的吸引更有另一原因。我认为他是本世纪最具创新能力的经济学者；他的每个思想，不管是对还是错，总令人觉得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于是决定追寻他思想的来龙去脉。我有两年的时间跟他在一起，差不多每次倾谈时，我都问及他某个思想的根源与其后的发展。知道了他思想的发展历史而再去读他的文章，所领悟到的就大为不同了。科斯认为我是他唯一的知音人，显然是因为我曾经研究过他思想的来龙去脉，读他的文章时我可以循其“龙”、“脉”而读“到”文字之外的含义上去。

是的，科斯的文章写得清楚，但如果我们仅仅欣赏他明朗的文字，就不容易体会到他思想的深处。

（六）

与科斯在芝加哥的校园内漫步，有时连大家上课的时间也忘记了，那是我对芝大最温馨的回忆。我们在午餐研讨时，时间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就几个小时的了。

科斯的思想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对任何问题，他似乎是先有答案才试作分析的，这与弗里德曼刚好相反。当我向科斯提出某个观点，他就用预感作回应：“你似乎是对了”或“你似乎是错了”。问他一个问题，他的脑子好像在空中随意抓一下，拿出一个往往令人莫名其妙的答案来，然后再加以分析。这样纯以预感为现的思考方法，其预感可能会错，但创意的确超凡！当然，一个可取的创见，通常必须通过慎重分析及要有编辑支持的。

科斯的创见有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认为他有那样的本领，是因为他先以预感作了结论，然后才加以分析。与此相反的是，我在加大研究院时的另一位老师—即后来变得大名鼎鼎的布鲁纳（K.Brunner）—才智过人，为编辑学的高手。布鲁纳有一个原则：未经慎重的编辑推理的，不应该有任何结论。从推理的严谨那方面看，科斯不及布鲁纳，但若以创见言高下，则后者远于前者了。

除了创见超人外，科斯的脑子还有两样过人之处。其一，他在推理时一般化的能力很强。任何人提出任何稍有趣味的论点，他就往往可以立刻举出同类的言论或例子来论证。更有趣的是，假若与他讨论的人举出多个不同的例子里，他就返璞归真，将不同的例子归纳到同一例子上去。他曾经对我说：“我这个人不可救药，因为任何人提出任何例子，我都想到马铃薯那里去！”很明显，推理一般化既要分其异，也要求其同，而科斯的确有这种天赋的本领。

其二，对哪一个思想是重要或不重要，科斯知其然而不管其所以然。Demsetz与Kessel都曾对我说，没有谁对一个思想的重要性能比科斯更敏锐的触觉。我曾经问科斯：“大家都同意你对思想的重要性很敏锐，但究竟你自己怎样判断一个思想的重要性呢？”他回答说：我从来不作这样的判断，只是觉得一些观点很有趣味，很有意思。”这是个可信的答案。是的，科斯的趣味感很强烈。自己感兴趣的，他就立刻投入地参与研讨，可以日夕不断地花几个月的时间；自己不感兴趣的，他就连听也懒得去听。

思想的兴趣所在，刚好与思想的重要性吻合，这样的人是学术上的天之骄子。这好比一个天才的导演挑选未入门的演员，不须以什么准则来衡量，只凭敏锐的感觉挑选；而被他认为是好演员的，将来的观众也有同感。在美国汽车行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这样的人：他们一看某辆新车的设计就知道将来市场的销路是好还是坏，虽然当初很多行家不同意，但结果却证明是对了。

跟科斯结交，畅谈经济，我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兴趣所在，因此在倾谈时我往往谈些他感兴趣的事，这样大家便谈得很投机。我并非有意使他开心—认真的学术讨论是没有“擦鞋”这回事的—而是倘若我对科斯提出他认为是“枯燥”的事，他会置若罔闻，根本不可能谈得出什么。对他来说，经济学可分两类。一类是“黑板”经济—那些在黑板上推理及求证的；另一类是“真实世界”经济—那些以现实观察为大前提的。科斯对前者毫无兴趣，而在他感兴趣的“真实世界”经济中，他对那所谓宏观经济的现象漠不关心。换言之，只要我能对他提出一个在有关货币之外的现象，说及一点分析，他就兴趣盎然，锲而不舍地追问下去。

科斯还有一个怪癖。在一方面，他对传统经济学—例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很欣赏；但在另一方面，有不少众所接受的传统改天，他认为毫无用处，避之唯恐不及！例如，他认为“功用”（utility）这个有悠久发展历史的概念得个“讲”字，是“空空如也”的那一种，对经济学有负面作用。又例如，经济学上的“均衡”（equilibrium）概念，他认为是浪得虚名，半点用途也没有。至于什么“长线”与“短线”的分析划分，他更认为是无稽之谈！

能够将这些在传统上根深蒂固的热门概念视如粪土，而还能成为一个大宗师，其独立思考的能力之高，的确是绝无仅有。更妙的是，这些他看得一文不值的概念，都与马歇尔大有关系，但科斯对马歇尔推崇备至，视若天人！不同意，反对其概念，却对其学问尊敬万分。这是欧美学术上的最佳传统了。不知炎黄子孙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