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期：固安模式：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一直为人所称道。

作为特定时代和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模式”是当地人民群众先行先试、积极探索的成就。无疑，模式本身是一种创新，但这多属于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区域禀赋和相对优势的基础上。

通常而言，这些模式只具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能够广泛推广的案例。在中国，有一个县城和一家企业却做到了例外。

新时代下，县域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先锋力量。而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永远是革故鼎新、擘画未来的需要，亦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细胞

回到改革开放之初。

在始于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中央开始尝试对地方政府进行更大程度上的权利下放，“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也得以实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发展中，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基础，因其综合性、枢纽型、层次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当之无愧的核心。

县域，或者说县级行政区，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细胞。而县域经济，是指以县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代表的政权为主体，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行政县（含县级市、旗）为地理空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进行一系列资源优化配置的区域经济系统。

在一县之中，既有城市，也有农村，这是人口和产业聚集的两种不同分工形态。在县域经济体系中，既有产业部门，又有职能部门，堪称功能齐全的国民经济小系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中，由于其自组织性，这种不平衡却一直都存在。

当前中国的两千多个县域，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巨大。在地理条件上，山区县、丘陵县、平原县各占据不同的比重。在区位条件上，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产业发展各有侧重。

从时空演化来看，从传统的城乡分离，直到现在以新型城镇化为抓手，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有资源开发型、加工制造型、工业贸易型等。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发达，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由来已久。

自古以来，郡县治，天下安。

这是两千多年来长久不变的命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是一个县域的国度，县域经济是真正的地方经济。

作为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先行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言，因为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所以在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

在实际过程中，不同的发展路子就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的概念，要求人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不同的背景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和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主要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以及其后出现的“晋江模式”“义乌模式”等。

本世纪初，“固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城市的规划运营，实现了从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的创新之举，使得县域财政收入在15年间增长了80倍，成为后来学界探索PPP发展的经典例证。

这些模式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发展县域经济智慧成果，亦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

“固安模式”的成功密码

进入21世纪。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所言，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这些基于特定环境和基础上的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被称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所谓的“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

彼时，改革开放已然进行了二十多年，县域经济基本都处于自组织发展的状态。虽然有些地区的发达县域，在政策、资源或区位上曾有一定优势，但必须承认，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传统县域经济的发展，其组织者或者说实施主体，毫无疑问是地方的县级政府。在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下，县级一把手几乎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比如在“宿迁模式”中，由于其当年主政者的强势手腕，因而备受争议。

而“固安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就在于打破常规，首次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了城市的规划、建设和运营。固安县政府选择了知名产业新城运营商华夏幸福作为战略合作者，投资建设运营固安工业园区，直至后来升级版的产业新城。由此，正式确立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

在此之前，中国广义式PPP的发展，在筚路蓝缕中前进，尽管个别具体项目如大桥、公路等，也有成功的参考。但在一整个县城的区域维度上，进行整体的城市规划运营和产业配套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尚无先例。

何为“固安模式”？

按照PPP协议约定，固安地方政府与华夏幸福各司其职。政府是产业新城开发建设的决策者，拥有规划、土地、产业项目引进、产业集群打造的主导权、决策权和审批权。

而华夏幸福是产业新城项目的建设运营主体，设立区域项目公司，负责产业新城的设计、融资、建设、运营等一体化运作。从全生命周期监督统筹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根据区域发展需求适时适度开展建设，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质量和效率。

待到合作期满，华夏幸福的区域项目公司，会将区域内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产权、管理权、收益权全部移交政府。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点，是该协议的跨度时间之长。

2002年，固安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了特许经营协议，时限为50年。要知道，当年在国家层面上对香港和澳门承诺的“一国两制”政策，也不过如此。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县级政府所能拿出的最高诚意。

迄今15年间，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前后共换了4任县委书记、5任县长，但无一例外地遵守了当年与企业的一纸契约，双方形成了为外界所称道的政商关系，后者也一直尽力反馈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在今天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如果战略选择得当，资源配置到位，完全可以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可能进一步引领周边地区发展，带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从此开启一段之前难以想象的征程。

曾经，《人民网》刊文，探究“固安模式”能够拷贝？如今，时间已交上了一份精彩的答卷。在河北大厂、浙江嘉善、四川彭山、辽宁沈水、广东江门，同样精彩的故事已经涌现。PPP模式为区域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能，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中国样本。

未来，中国县域经济的破题与再创新，赋予了人们无穷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