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产业新城：在中国这些年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区域都出现“大城市病”，从这个角度来讲，未来雄安新区在城市治理方面的探索，对现在“大城市病”的治理有哪些启示？

李国平：4月1号雄安新区成立的消息公布以后，在社会上一直有很高的关注度。我想，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下审视其独特的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是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都市群，这需要整个区域共同的贡献。作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雄安新区的建设要更好地服务这一战略。

实际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一个问题导向为主的发展战略，核心目标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决大城市病，所以雄安的发展一定要和首都北京的发展放到一起共同考量。

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是城市功能“过密”的产物。北京中心城区功能过密，需要疏解，大概有两种方向：一个是向北京中心城区以外的市域疏解；一个是北京市域外的疏解——也就是城市之间的疏解。从区内的疏解角度来讲，像城市副中心以及其它的远郊各区，未来更重要的可能还有大兴的北京新机场周边地区。

去年的数据显示北京城六区人口减少了30万，但城市总人口增加了十几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北京内部正在发生几十万人口的大挪移。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疏解已经开始了。

除了内部的挪移，北京的科技创新力量非常强。科研成果要产业化，考虑到要素成本，这种产业化很多会形成外溢。另外，正在公示中的北京新的城市总体规划显示，建设用地是逐年减少的，这也使创新等资源会加速外溢，包括到市域以外的各类承接区。当前，京津冀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促进河北省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水平的提升也是至关重要的。

凤凰网产业新城：与之前设立的18个国家级新区相比，雄安新区有怎样的不同？未来新区的人口规模，会有多大？

李国平：从发展的模式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雄安新区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所以可以认为其是能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相比肩的国家级新区。

以往的新区基本都是增长驱动型为主，无论是天津的滨海新区、重庆的两江新区、成都的天府新区，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带动本地经济增长。而雄安新区最重要的定位、最主要的目的，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解决首都北京的大城市病问题。

在新区发展过程中，固然会起到经济支撑或者模式创新的作用，但不是单纯的增长极的概念。雄安新区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模式，而不是以往新区发展模式的延伸。

从京津冀的空间尺度上来说，要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一定要拥有多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在京津冀区域，北京、天津在等级规模上与其他城市出现了很大的断层。因为依照城市等级规模的划分标准，人口1000万以上是超大城市，500到1000万是特大城市，现在京津冀区域有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但却没有特大城市。

在京津冀区域，保定、唐山、石家庄都是具有很大潜力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城市规模都没有达到500万人，保定现在是280万人，随着雄安新区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尽管新区规模不会很大，但如果和保定共同构成一个保定-雄安大城市区，未来足可以形成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区，无疑有利于优化京津冀区域城镇体系和空间结构。

保定-雄安大城市区，将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是河北省最大的都市区，体量也许会超过石家庄大城市区，如果考虑到首都的辐射和联动，某些定位的高度可能会超过省会城市石家庄。

从河北省整个空间格局来讲，北京以东的河北，唐山、秦皇岛包括沿海的沧州，自身有比较优越的区位和发展条件；北京以北的河北，包括张家口、承德，尤其是张家口，借力冬奥会，使得休闲度假、文化旅游这样的产业会得到较快发展。石家庄更多意义上会变成冀中南地区的地方中心。而由保定、雄安、廊坊，构成京津冀中部核心区的河北部分，我预判会在河北省内部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区。

凤凰网产业新城：雄安新区的成立，对未来河北经济的空间格局有怎样的影响？

李国平：河北的空间格局，有两大块经济重心：一个是沿海地区，一个是环京津地区。

雄安地处冀中，加上廊坊和保定，构成一个服务首都的核心功能区，其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将得到均衡发展。北京当前已经从向心集聚发展到了对外辐射为主的阶段，将改变以往的虹吸效应，使得邻近北京的冀中区域的区位优势得以发挥。

未来由于雄安新区的建设，会使得冀中地区在空间实现更加均衡的布局，尤其是保定与雄安的联动，会成为整个京津冀区域创新发展的重心，从而形成河北省的中部崛起地带。

凤凰网产业新城：在河北省的GDP结构里面，省会石家庄是6000亿，如果雄安持续高速发展，未来整个雄安-保定地区会不会形成一个规模超过6000亿的城市？

李国平：是否能有这么大的量级，取决于雄安的功能定位。追赶一定会发生，速度和效果还有待观察。应该有那么一天，保定-雄安大城市区在人口、经济上一定会超过石家庄大城市区。因为无论是大城市区人口的自由流动还是在更大的尺度上来配置资源，相比石家庄，保定-雄安都会接纳首都北京的更多的辐射，距离衰减定律是在起作用的。

凤凰网产业新城：您觉得未来保定和雄安，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国平：尽管保定和雄安相距仅30公里，雄安空间发展方向在北边（未来会有更加便捷的交通体系连接北京和雄安），保定空间发展方向在北边（连接北京）以及东边（现状保定东有高铁站，未来有利于接近雄安新区），但我们不希望他们连到一起，中间要有一定的空间间隔，比方说绿化隔离带，至少需要有3-5公里隔离区，避免形成“摊大饼”式蔓延。保定和雄安将成为由两个大城市构成的大都市区。保定市区本身也将呈现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但尽可能相对自成体系，人口规模维持在300-400万即可，多了未必合适。

保定和雄安两个地方人口结构会有很大的差别，发展定位、创新能力和产业层次也不会一样。雄安以创新研发服务、高端服务和部分高端制造产业为主，保定这边可能会更偏一般服务、高端制造以及部分研发产业。未来按照产业结构的发展的水平，两边可能不是一个档次的。保定还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而雄安新区一开始就可能处于后工业化阶段，以服务业为主导，重点在于发展研发性的产业。

凤凰网产业新城：雄安新区的成立是否会对其他国家级新区的开发和建设模式产生影响？未来雄安新区的模式是否会成为中国解决大城市病的常态化路径？

李国平：很多地方的新区，包括国家级的新区、高新区，目的基本都是打造成为经济增长极，要拉大城市框架。这导致如果一个区域区位比较好，人口众多、有经济支撑力，就能实现经济增长极这样的目标，就像天津滨海新区。

雄安新区是为了解决首都北京大城市病问题的新区，是不是其他的新区以后都会改成这样的一种职能，还很难讲。这要看是不是这个城市病的问题很严重，是要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还是要靠建设新区来拉动？所以说新区本身，还在于其核心使命是什么？根据其核心使命来确定新区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

现在有很多的城市出现了大城市病，其中原因很多，也可能是管理水平低、技术水平低造成的，而不全是功能过度密集造成的。如果他不是因为功能过度密集造成的，把人口和功能导出来之后，城市的活力就必然会有所下降。

我认为，解决大城市病的核心思路，应该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和治理能力，包括提升城市自身承载力。技术进步是推动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很多城市，如果有地铁等轨道交通，并配以完备的交通体系，并不应该堵，如果出现了拥堵，那就是管理的问题。北京作为首都，核心考虑是政治功能的发挥，因此解决大城市病问题更迫在眉睫。

如果一个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城市，人口和功能密集起来，也许会造成拥堵，但是却有很大的经济活力。因为拥堵，要引来投资，发展地铁交通等，因为人口的规模效应，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所以通过发展新区来缓解一个城市的压力，是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更多的时候要看到其他方式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味地拉大空间。

我在2009年写的一本书，叫《网络化大都市》，其中一个核心观念，叫多中心网络化发展。北京市1.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实际上还有比较大的人口和产业发展空间。它的“过密”在于空间配置和布局上出现了问题。对于解决大城市病的问题，调整布局可能是一个优先方案，外部的推动力量更多是辅助作用。

此外，还要考虑在城市空间内部，是否有足够大的体量可供于疏解，雄安新区由国家来推动，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很多新区由省级或者市级地方政府来推动，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则需要有预判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