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个突然被分割出来的55万人的群体自然值得关注，首先，55万这个精确的数字是怎么得来的，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疑问。

负责2006年《中国商务人士调查》的邓世勇经理向记者介绍，他们以《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库为抽样框，随机等距抽取企业样本，然后在每个样本企业中最多抽中三名被访者，最后才得出55万这个数字。“从数量上看，每年在以5％-8％的速度递增。”

当2005年调查报告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样本和群体总数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当时沈颖对媒体解释，因为加入了一些中高级公务员的样本，比如处级和局级干部。她的看法是：有些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是同时兼任政企两个身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将他作为商务人士考虑，而不是一个官员。“至于2006年商务人士数量的增加，是社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分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商务人士的岗位并不属于像公共设施服务业、餐饮业、医院、军队、学校、房地产管理等这些行业，2004年的报告中，这一点被明确注明。

“按这样的调查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既然这是一个有关商务人士的报告，像餐饮业、房产经纪和物业公司这样一些企业有什么理由被排除？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界定是50人以上的企业？不同行业应该有不同的界定。”一家市场调查机构的研究人员对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沈颖认为，“之所以没有把50人以下的企业考虑在调查范围之内，主要是因为这类企业规模小、稳定性和影响力都不够，在西方同类的调查对公司的员工规模也做了类似的限定。”而另一些疑问正说明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这个群体并没有完全独立，他们中的一部分是官员，而另一部分人则没被计算进来。中国特色的国情和行业与行业间的区别，使身份的界定并不那么简单。有人提出，相比之下，那些单纯以收入来界定人群的研究似乎可以避免这样的麻烦。

事实并不尽然。据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相关部门曾发放30万份问卷，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一份抽样调查报告，但当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负责人试图用6万元至50万元的家庭年收入来设定中产家庭的界线时，这引起了人们的强烈质疑。人们对于6万元的低门槛感到困惑，对单纯用收入来界定一个阶层是否合适同样存有疑问。

上海作家程乃珊长期在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摆荡，这两个城市均可称为中产的沃土。关于阶层的界定，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提出一个关键点：就是自然自发的生活习惯。在她的博客里，她举了个例子。比如老上海的“中产阶层”和暴发户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那时玻璃丝袜二两黄金一双，暴发户一买两双，老“中产阶层”则通常把钱花在耐用品上；一部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是，外国人买的GUCCI这类顶级品牌，商标几乎看不见，而一些所谓的中国“中产阶层”却喜欢展现最大的商标，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用的是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