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是城镇化敌人

把城镇化作为“任务”交给政府去办，那么不难想象，又是新一轮的大跃进，其结果是通胀，而通胀对那些在城市没有固定资产的年轻人和农民工来说，却是最大的敌人，因为通胀之后，他们在城市安家的压力更大了，受通胀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需要城镇化、想要城镇化的这个群体

财知道：城镇化在十八大后成为财经热词，多位高层也就此表态。你怎么看待城镇化？城镇化该由谁来主导？

朱海就：城镇化或城市化是一个自发形成的过程，前几天，许小年教授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是说，城镇化不是谁设计出来的，城镇是扩展秩序所形成的无意识的结果和体现，从经济学上说，城镇自发形成的内在机理在于城镇的核心是“市”，而非“城”，城镇就是人们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市”，先有“市”，再有“城”。如斯密所言，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当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城市的时候，分工就会深化，效率就会提高，在城镇中，还产生各种“正”的外部性，即知识和信息能够为更多的人分享，相关的还有规模经济效应和网络效应等等，这说明城镇有自我成长的内在机制。

城镇既然是由“人”组成的“市”，那么其城镇化的主角当然应该是“人”，而非某个特定的组织，如政府。城镇化的主角是“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镇化的推动者是人，千千万万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他们带来了城镇发展所必需的智慧、资本、才能和体力，人们到城市寻求改善处境，正是人们的这种“自利心”，而非有意识地建设城市的“公益心”，推动了城市的成长。二是城镇化的落脚点也应该是“人”自身的发展，也就是说，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然而，在中国城镇化的现实当中，很大程度上却存在着对上述两个方面的背离。表现为政府替代了非无数的个体，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角，这样，城镇化就变成了“政府的城镇化”，而非“民众的城镇化”，所以，我们的城镇化都有很明显的政府烙印，比如，各地的城镇建设都差不多，如同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比较单调，缺乏多样性，也不够人文，最近《金融时报》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作为政府，其思路、动机和行为在各地大致都是差不多的，你让没有差别的政府去搞城市化，作为他们的“产品”的城镇当然也就大同小异了。

政府能造物理意义上的“城”，搞硬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城镇化绝不只是硬建设，城镇化更多的是社会的成长，也是社会成长的体现，光有城，没有社会，不是城镇化，在这个社会建设方面，政府的介入，很有可能会有阻碍作用。在古希腊，城邦是人们进行民主议政等公共活动的地方，我们现在的城镇化，也应该把民众享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活，参与公共治理作为主要的内容。

正是一直来，我们把“造城”，而不是把城镇的“社会成长”作为城镇化的主要内容，才导致了城乡分割、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不能融为一体等“二元化”这些问题。

应该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即城镇化，不是要为居民、农民工等提供什么，比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等等这些政府认为构成幸福的各种要件，而是要关注他们自己改善自己境遇的“行为”，关注目前的制度和政策，是否阻碍了他们改善自己处境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着眼于他们自己的行为可以实现的那个“结果”，而着眼于他们行为的那个“环境”。

假如把城镇化作为“任务”交给政府去办，那么不难想象，又是新一轮的大跃进，其结果是通胀，而通胀对那些在城市没有固定资产的年轻人和农民工来说，却是最大的敌人，因为通胀之后，他们在城市安家的压力更大了，受通胀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需要城镇化、想要城镇化的这个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推动的城镇化是城镇化的敌人。

大搞城镇化建设有很大风险

假如政府人为地去推动城镇化，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它所建设的，很可能是一个注定要衰落的城镇。一般来说，大城市的谋生机会更多，正常情况下，人们会优先考虑居住在大城市，因此，大搞城镇化建设是有很大风险的

财知道：你认为城镇化的方向是什么？大城市化还是小城镇化？为什么？

朱海就：城镇化是市场力量的结果，我们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去消灭农村，城镇和农村不是对立的，在台湾、日本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旅行，经常看到乡村和城市和谐共处，融为一体，而看不到它们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理想的状态。

理论上，是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带动农村的城镇化，斯密对此有论述，他说“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城市中的资本，特别是制造业的资本会流出城市，寻求合适的投资场所，这样在资本落脚的地方，就形成城镇，或使原来的城镇扩大。在大城市的周围，会形成组团式的城镇群，这往往就是资本流动的结果。当然，也有的城镇的形成和扩大，并非得益于大城市资金的流入，而是由于自身具有工商业的基础，如浙江、江苏和广东以及全国很多地方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的城镇就是这样。

在过去几十年，因为人们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一些乡村消失了，特别是山区的一些乡村。同样地，一些城镇也会面临这样的命运，就是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一些城镇会壮大，而另外一些会衰落，但是我们不可能事先预测哪些城镇壮大，哪些会衰落，假如政府人为地去推动城镇化，很可能造成巨大的浪费，因为它所建设的，很可能是一个注定要衰落的城镇。

一般来说，大城市的谋生机会更多，正常情况下，人们会优先考虑居住在大城市，因此，大搞城镇化建设是有很大风险的。

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

城镇化的核心既然是“市”，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户籍制度却对此施加了限制。户籍制度使福利和身份挂钩，使部分人拥有特权，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制，违背了城镇化的根本要求。要城镇化，就应该破除各种等级制，包括户籍和城市的等级等等

财知道：户籍是提及城镇化绕不过去的坎。我们看到户籍改革面临了既得利益很大的改革阻力。你怎么看？户籍改革该如何破局？

朱海就：城镇化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制度问题，户籍制度阻碍了城镇化，我们城镇化过程中“人”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的城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前述那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原因也在于户籍制度。

城镇化的核心既然是“市”，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而户籍制度却对此施加了限制。户籍制度使福利和身份挂钩，使部分人拥有特权，人为地制造了等级制，违背了城镇化的根本要求。

尽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但等级制现象没有从根本上破除，户籍制仅仅是中国等级制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甚至连城市都区分不同等级，如“副省级城市”比一般城市级别高，省会城市又比副省级城市高，级别高的城市权力更大。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资源分配根与城市等级挂钩，级别高的城市分配到的资源最多，而最下层的乡镇就没什么资源，所以造成了大城市象欧洲，而农村象非洲的状况。

要城镇化，就应该破除各种等级制，包括户籍和城市的等级等等。现在说要把一些经济发达的“镇”提升为“市”，这也还是等级制的观念，这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户籍制度背后是福利，户籍制度改革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挠是很自然的。消除户籍制度的核心，是要取消背后的政府福利，把当前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让市场机制来说话。

朱海就系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