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

  先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学者、投资家、包括您现在做金融家的身份中，您最认可哪一个？

• 胡祖六：

  这都是相关相连的，我的背景里所进行的专业化训练，就是经济学家，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是从事宏观经济、国际金融与资本市场的研究，我也活跃在这个市场的第一线，这样的话就能够立竿见影，不只是坐在象牙塔里面，可以谈很多模型，很多公式，归根结底是能够到实践中体验，所以我觉得我很容幸能够有机会一方面可以做研究，同时又可以做很多实务，在全球资本市场第一线，直接参与决策，无论是跟大型企业、机构做顾问，还是自己去率领从事一种项目，这点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挑战意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样能够拥有之余，我感到非常的充实。事实上这也是跟我以前学理工，后来学经济金融，经济学顾名思义叫经世济民，这不只是说空谈，归根结底还是能够有所创造价值。

• 主持人：

  您觉得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是埋在书里做更多的研究还是理论研究更好？或者是更多的出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进程？

胡祖六：

这个很难一概而论，根据个人的兴趣，或者你的特点，有很多经济学家可以去大学教书、做研究，也有很多去像联储、像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资银行这些机构直接参与，实际的政策认证研究，所以也不同的要求，但基本上都互通的，一个好的思维很清晰、很严谨的经济做研究的学者，最后你往往在这个市场也能够做这个实际工作做的比较好。

主持人：

我们知道您是湖南人，有句话叫“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您的老乡郭嵩焘据说对您的影响很大，包括您现在给很多媒体的感觉都是还是有很浓重的精英情结，您对这个国家家国情怀是比较重的，这是不是跟湖南人性格人秉性，还有您受过的那些熏陶有关？

胡祖六：

可能会有，或多或少会有一点，这种无形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湖南近代以来对中国的发展进程应该说受很多的影响，从王阳明的学术，到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洋务运动到近代新民主义革命，辛亥革命或新民主义革命，就是说一代一代的湖南人都是敢为天下先，这种天下兴亡，还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特别像曾国藩和左宗棠他们是洋务运动开创者，实际上也说要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经学致用，忌讳这个空谈，因为你看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一个不好的地方都是在空谈，空谈误国。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到了这种危机的关头，还有很多人在抱残守缺，只是空谈。 我想像中国发生这种空谈，他们就说，一方面有非常浓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但是也非常的开放、非常清醒，最早提到中国放开，引进西方的科技、军事、食物、实业来救国，这点我觉得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其实我是做艺术，艺术家的观点就是唯美主义，只要美的东西，而且是好的，我不管它实际的效应如何，但是你学科学、学工程、学医学、经济、金融这都是非常实用的学科，所以这种能够参与实际活动，能够讲究实效，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关注的。

主持人：

我之前跟一些外企的中国区高层，或者亚太区的高层，包括一些企业家都聊过，他们有的人可能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胡祖六：

不是，我曾经在高盛工作了很多年，现在我已经离开高盛，我退休了，所以已经不在外企工作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的崛起需要很多有实质性人才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不一定你到政府当官就是要为国家做贡献，也不一定说你要国营企业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你可以在一个国营企业，你可以在一个外资企业，你可以在一个媒体，你都是为中国做贡献，因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进步和成就。所以我们对为国服务这个词，一定要贯穿成，好像到政府当官就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国家服务，应该是构成方式，只要能够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的繁荣和效率提高，推动中国的进步，这都是可以说为国服务。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因素，你说一些朋友他们在外企工作或者在外企中国的高管，我觉得也是为中国服务，他们作为一种桥梁、一种纽带，中国有这么大的进步也是对外开放所来的，这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是通过引进外资，引进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技术来使中国才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发展继续开放，继续引进外资，继续引进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经验和技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包括留学生都还要继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继续做这么一个桥梁和纽带。

主持人：

也就是说您认为他在社会创造价值了，什么岗位并不重要？

胡祖六：

是的。

主持人：

目前国内金融市场上一直有“阴谋论”的声音，您之前也批判过，包括您写过《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说事实并不是像《货币战争》说的那样，有哪个家族掌控金融命脉，一个家族会垄断整个市场，然后让整个市场变得不是那么开放，不是那么具有竞争性。现在国内有人延伸了这个说法，一些金融学者认为海外金融势力进入，担心这个不安全，那个不安全，总是战战兢兢， 您觉得是否有必要？

胡祖六：

那就是杞人忧天，中国的金融能不能够稳定就是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政策，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国际的制度只是个边际的影响，如果我们是泰国这样的小国家，外资的流入，这种大进大出，这种高的过度性，可能对我们金融体系很大的影响，但中国是一个超级航空母舰，一般这种热钱也好，这种融资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来说有，但不是根本的，不是低位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继续坚持金融改革，加强深层监管，就像我们过去10年所做出的努力一样，我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非常有信心。我们已经通过改革重组，我们金融体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稳定。我相信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任何所谓的外国金融势力，或者说阴谋势力等等也不能够左右我们。这一点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主持人：

您之前在高盛可能多次的言论都引起了市场的很大关注，比如说亚洲金融危机您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最后证实您是对的，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已经入世今年第10周年，您作为一个金融家的角色，您怎么看中国这10年金融业的进展？

胡祖六：

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敲响了警钟，提醒中国的决策者和投资者，金融风险、金融业的稳定是多么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银行业全是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高企，资本金不足，风险管理非常薄弱，人员能力很差，其实爆发银行危机的风险是非常之高的，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就下定决心要推进银行改革。特别是WTO以后，中国的各种行业也逐步开放，中国之所以成为制造业大国，也是因为开放引进了很多外国资本和技术。同样，中国的金融业要成为全球领先的行业，能够有国际竞争力，也不能够闭门造车一定的开放，与外国同行进行竞争，也相互学习、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 所以从那以后，这十年中我觉得中国金融的发展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银行业现在已经成为从资本金充足率，从不良贷款资产的质量，从覆盖率，从人力人员来说都已经是在全球领先，问题是这个局面能不能可持续下去，这是我们一方面要为我们的成就所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的同时，我们还得要很舒心、很清醒、很理性，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中国银行[3.37 -0.30% 股吧]业要继续做强做大，我们的业务模式需要调整，我们的公司治理在国有股权正主导的情况下怎么样去改进公司治理。 然后我们的全球化都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现在我们的资本金充足，人力能力强，并不见得我们以后在未来继续能够保持这种局面，因为经济周期的逆转对我们有很大的挑战，比如房地产泡沫破灭，银行业冲击会有影响，我们能不能应对这种冲击，这都是很多挑战，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要总结这十年来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成就，也向国际特别参照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可以吸取的教训，能够继续提高我们的金融的稳定性、健康程度，提高我们整个金融服务的效率，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做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