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深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使得执政者的思想豁然开朗。党的十四大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决定，并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即逐步实行“税利分流”和分税制。

    199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批准了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并决定朱镕基负责几项重大改革方案的领导工作。1993年7月中旬形成了国家与企业分配关系、工商税制和分税制改革三个初步方案。7月22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将原定的分步实施方案改为一步到位，要求9月份之前拿出具体方案，并于1994年1月1日起在全国推行。1993年9月2日、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并同意财税改革方案。

    当时的财税改革方案涉及的内容较多，核心是分税制改革。分税制主要内容是，在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支出范围；按税种划分收入，明确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收入范围；分设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建立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制度。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 [详细]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3日通过财税改革方案后，信息传播很快，一些地方反映强烈，主要是针对分税制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比较“紧”，并有一定的抵触情绪。朱镕基果断决定，立即带领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地方，与地方党政要员对话，听取意见，改进完善。

    从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的74天时间，朱镕基亲自带队，带领60多人的大队人马，其中主要是财税系统的同志，先后分10站走了17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计划单列市），由远及近，第一站是海南，接着是广东，最后一站是河北。

    为什么先到海南、广东？因为海南是中国最大的特区，而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而且当时在全国经济发展是最快的，如果不能得到这两个省的支持，税制改革在全国就推不开。

    海南一站，比较轻松，气氛和谐。改革对海南的特殊政策没有影响，海南的利益也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如果按照增值税年均增长30%计算，受影响的只有3—5亿元。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省长阮崇武同意实行分税制。

    最关键的一站是广东。广东的财政包干体制运行力度一直较大，对地方经济作用也大，头两天他们明确要求继续实行包干制。他们心情沉重地问朱镕基“广东的特殊政策还要不要实行？如果包干制取消，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他们认为，如果按财政会议上所提出的办法，广东就什么大事也不能干了。

    朱镕基带头分层次协商说服，朱镕基同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谢非谈，刘仲藜同省长朱森林和主管财政工作的副省长卢瑞华谈，财政部司长和省财政厅厅长一起做测算账，国家税务局的同志和地方税务局的同志谈。

    反复解释“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是多拿了一些，但蛋糕做大了，地方的财力也会有更大的增长，不会因此影响广东追赶‘四小龙’。”这期间有博弈，也有碰撞。但广东省委、省政府最终是顾全大局的，同意实行分税制。同时他们提出了几个要求，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基数问题，方案是以1992年为基数，广东省提出要用1993年为基数；二是希望原有对企业的减免税政策保留几年。

    后一个要求，朱镕基和刘仲藜很快达成了一致，表示同意，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一是过渡期三年，不能无限期；二是减免税政策以省级文件为准，市、县的文件不认账。广东方面表示满意。后来，除了个别地方开了口子，全国各地都照此办理。

    争议最大的是基数的基年问题，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不同意以1993年为基数，主要原因是财政从未以也不能以未发生的数字为基数，担心地方在数字上弄虚作假，会产生极大的不规范行为。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对改革的支持，朱镕基同意了广东省的要求。回到北京以后，据此又向中央专门作了报告，中央予以批准。

    朱镕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自己则掉了5斤肉。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