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成熟VS企业家不成熟

如《福布斯》中文版主编周鹏所言，如果仅仅限入榜单制作的技术性探讨，这个话题并非这么能吸引人们的关注。舆论更重要的一层追问是：“中国的慈善环境是否成熟？”

“我不同意成熟不成熟这样的提法，”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对本刊记者说。他认为，中国的公益事业正处于成长发展期，“由于我们国家社会经济长期欠发达，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发展，才给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中国的公益事业才得以初见规模并迅速成长和发展。”

郭长江谈及1986年中国红十字会为援助非洲旱灾在中国许多城市进行的募捐活动时说，“具体的援助数字如果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用‘羞涩’两字来形容。而在2004年底、2005年初，中国红十字会在中国大陆范围内为印度洋海啸受灾国民众的捐款达到4.3亿元人民币。加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和台湾红十字组织的捐款，中国对海啸受灾国捐助在国际红十字会组织中名列前茅。我想，国际舆论也会承认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正处在一个迅速成长和发展的时期。”

《公益时报》总编刘佑平则用“三级跳”来形容中国慈善环境在近几年的改进，“这几年进步非常迅速，尤其是将于2008年1月1日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将企业公益捐赠免税额度，由原来应纳税所得额的3%，大幅度提高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这个数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高的，我将其称之为政策助推公益的‘三级跳’。”

虽然如此，中国慈善环境与国际上相比依然有相当的差距。三年前，周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将这种差距的原因归纳为体制的症结：“中国的慈善基金由于体制的限制，只是起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其实，他们可以更主动、更有创意地募集和管理慈善基金，为企业和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捐赠环境。慈善基金除了接受捐赠外，更应该主动管理好基金，让它保值增值。国外的慈善事业能够蓬勃发展，体制是很关键的。”不过他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中国能在改革开放30年时间将慈善事业做到现在的水平，“应该很值得欣喜了”。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慈善环境的“不成熟”，是否直接与企业家的不成熟有关？有媒体评论说：“《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好在它让中国富豪警醒，它让中国富豪反省自己与‘盖茨’们的差距。”

但郭长江认为，如果只是片面的责备我们的企业家，是有失公允的。“企业家是社会中的成员，他们需要社会舆论的引导，国家相关政策的规范等。”郭曾在全国青联任职秘书长，接触过很多优秀的青年企业家，“他们在事业发展同时大都愿意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都有回报社会的意向和追求。当然，在如何做公益做慈善、与谁合作做公益做慈善，做什么样的、多大规模的公益慈善项目，他们不是盲目的，有自己的选择。”

周鹏接触的大多是民营企业家，“我并不认为，民营企业家就因为自己是民营的而更少从事慈善活动，相反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比其他企业捐赠得更多。”他对本刊谈道：“在过去30年中，一些地方官员有事就去找这些民营企业‘出钱出力’。在所有的地方性建设和扶贫帮困运动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身影。”

尽管从整体上来看，企业家大都怀抱社会责任，但也并非所有的都乐善好施。本刊记者也了解到，联合国下属某在华机构曾为一项扶贫计划向某企业家劝募100万元，被拒绝。而该企业家同时却出资3000万元赞助了“超女”电视节目。

“任何企业都要讲社会责任，而我们一直认为慈善捐赠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有20万员工，解决好这些员工的就业问题，本身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们也注重行业责任，让消费者更好地使用价廉物美的产品，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体现。”国美电器品牌管理总监何阳清对本刊记者说。不久前，他刚陪同黄光裕向广州一家儿童医院捐赠了500万元，“我们还有一系列捐赠计划，但目前还不方便对媒体透露。因为我们坚持高调做事，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