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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任志强只是为了常识而战(3)

2009年04月30日 14:06
来源:南方新闻网 作者:苏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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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一直认为普罗大众对你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对你的误读,就有一些遗憾了,我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媒体能完整地传播过你的观点,都是在断章取义。

任志强:我倒是能理解媒体。媒体会选择其中有眼球效应的一部分,比如口号一类的东西。我的博客在网上经常被他们改题目,或者只选择其中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内容,他作为标题。媒体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趋利一样。有人曾举例说,所有的报纸一定是极左派的,不管是中国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他一定是激进的形式,否则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读者。但是我们中国的极左派是没有思考的的一种整体性的极左,就是说从记者,到编导,编辑、一直到上层管理者,都偏向于极左。因为极左在中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极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读者。

事实上国外媒体的极左倾向也存在,但国外的媒体的老板都是极右派,所以他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老板当然也希望他的媒体极左,否则就失去民众了。老板本身是属于极右的,当媒体极左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压制很多新闻,这两者之间就会平衡。因为媒体尽管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但是也会反映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在机制上应该有个平衡。但是中国没有这个平衡机制,从上到下都是以极左为主,没有平衡基础,因此媒体就会选择且会被允许选择,这些大家认为并不是真实或断章取义的东西。

苏: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我举本书的例子,一个是《乌合之众》,还有一个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这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政治,像80后的人可能不关心政治,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北我们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的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论坛、涉及经济项目的一些赞助和活动,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奖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更多关心的事情。

[责任编辑:huangshuo] 标签:任志强 自然人化 股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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