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任志强只是为了常识而战(3)

2009年04月30日 14:06
来源：南方新闻网作者：苏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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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我一直认为普罗大众对你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但媒体对你的误读，就有一些遗憾了，我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媒体能完整地传播过你的观点，都是在断章取义。

任志强:我倒是能理解媒体。媒体会选择其中有眼球效应的一部分，比如口号一类的东西。我的博客在网上经常被他们改题目，或者只选择其中一句话，可能并不是我全文核心的内容，他作为标题。媒体天生就如此，就像人趋利一样。有人曾举例说，所有的报纸一定是极左派的，不管是中国的报纸，还是国外的报纸。他一定是激进的形式，否则它可能失去了更多的读者。但是我们中国的极左派是没有思考的的一种整体性的极左，就是说从记者，到编导，编辑、一直到上层管理者，都偏向于极左。因为极左在中国是不会犯错误的，而且极左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老百姓或者读者。

事实上国外媒体的极左倾向也存在，但国外的媒体的老板都是极右派，所以他有一个制约的机制。老板当然也希望他的媒体极左，否则就失去民众了。老板本身是属于极右的，当媒体极左到一定程度时，他就会压制很多新闻，这两者之间就会平衡。因为媒体尽管有很多极左的东西，但是也会反映一些真实的东西，所以在机制上应该有个平衡。但是中国没有这个平衡机制，从上到下都是以极左为主，没有平衡基础，因此媒体就会选择且会被允许选择，这些大家认为并不是真实或断章取义的东西。

苏:显然你提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话题，这就是中国的媒体建设，中国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效用问题。可惜这一直是我们最大的软肋之一，更多的时候，媒体仅仅是一种宣传部门的工具，我们还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独立媒体。

任志强:国外的媒体，在过于极左的时候会被极右压制。当然也有代表右派的报纸，但大部分一般都是以极左为共性。我们国家因为缺乏这种制约机制，所以很显然会往一边倒。因此当某一媒体产生一个声音的时候，其他的媒体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去跟风，它就变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力量，那么民众会产生很多的误解。

我举本书的例子，一个是《乌合之众》，还有一个是《身份的焦虑》，阿兰德波顿对媒体也是这样的评价，“报纸会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势利者通常并无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无非是捡拾那些所谓的社会名流的牙慧。因此，势利者的观点和立场在极大的程度上受报纸导向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很多书，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媒体的导向性错误。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里的“乌合之众》是一个常态，对乌合之众的迎合，或者其他类似的情况，这是比较典型的表达方式。

苏:我能否理解成，你一直在提醒自己独立思考，既不媚上，更不媚众，或者说是主要不媚众？

任志强:从我的知识面来说，由于我们这代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政治，像80后的人可能不关心政治，我们这代人天生就是从政治的染缸当中染出来的。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国际大事，关心政治，比如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打倒四人帮等，这代人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让他们不关心政治不太现实。所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会说政治和官吏的情况，但是上海的出租车司机是谈怎么做生意、挣多少钱，到长沙可能更多的人关心超女超男。地域文化、生长年代决定了人们关心的重点不一样。所以北我们5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讨论政治、经济等这些所谓的国家大事。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中国的经济向什么地方去？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很多人说我接近于学者，或者说更多的关心宏观经济。确实是这样，九十年代初期，我们就投入改革基金会八百多万，支持他们做宏观经济论坛。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涉及宏观经济论坛、涉及经济项目的一些赞助和活动，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奖等等。就是因为我们想从理论上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解决中国制度改革、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到现在我们仍然坚持着做宏观经济论坛等活动，这样就使我们和宏观经济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做企业家更多关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