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和：任志强只是为了常识而战(8)

2009年04月30日 14:06
来源：南方新闻网作者：苏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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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比较正确的选择，就是没有开除我党籍

苏: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都是亚当斯密论述的所谓的理性经济人，您为什么这么多年却是反向而动？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去股权私有化、产权自然人化，您刚才所描述的却是想办法使自己的华远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这很有意思。

任志强:你说的很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的父母就不让我干个体户。我们的老一辈可能都是从战火里头爬出来的人，他们就觉得一心一意干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作为下一代，我就必须遵照他们的遗愿去做这个事情。我母亲还在，我父亲去年已经过世了。他们的想法就是，你在一个国有企业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贡献是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在华远被抓到监狱里去了。出来以后有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华远，要么继续留在华远，那时候也可以选择去做个体户，我假如在那个时候去选择做个体户，我一定比潘石屹、冯仑他们都要早得多。但是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想，如果要是开除我的党籍，我可能就会干个体户，反正我也不是共产党员了。我们的组织比较正确的选择，就是没有开除我，我也不应该被开除党籍，我是无罪释放的。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次开党员会的时候，我们的区纪委书记很顽强的要求给我处分，不管怎么样都是被关起来了。实际上就是没法下台了。当时我们的总经理是副书记，我们的支部书记是区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下来的，他在会上宣布的时候说反对的举手，他先举手反对，大量人反对，就没通过。但是后来区里又坚持让华远给我一个警告处分。到现在我还背着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尽管这个处分依然存在，但我个人觉得，一个人跌倒了，要想证明自己，最好是从原地爬起来。我如果在别的地方干得很好，也没法证明我在这儿是不是犯错误。我当时想，要证明自己没有犯错误，就一定要在原来出事这个单位把工作做好，那就彻底证明我确实是没有问题。我要是跑了，人家就怀疑你这儿没查出来，你可能在别的上面有问题，因为你不敢在这儿待着了。

所以是这两个原因促成的。当然第一个原因占主导地位，现在我就只能选择在华远工作，我那时候并不是公司的总经理，但是后来我变成了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都有了。政府为了赎回他的错误，他又没办法把我的党内警告处分取消，就在其他方面给了我一些应有的荣誉，比如劳动模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等，这个你说没用吗？有用，就是他起码证明我过去那个错误是被诬告的，或者说不是错误。虽然给了我处分，但是那并不证明我是过去做错了。

苏:你这种心态其实是宏大思维，还是源于你早期的教育。按理说你完全可以选择做民营企业家的路径。

任志强: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不需要为自己生存去挣钱了，我现在已经可以让我的下一代人都体面地活下去了。

苏:可是企业得持续发展啊，没有一个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这样的企业是没有持续发展能力的。

任志强:我父母那一代人无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的更好，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实际上是为更多的人活的更好而努力，而不仅仅是为自己活的更好而努力，当然不排除中间可能我也有收入，我也会活得衣食无忧，但是实际上现在的收入并不完全对称。我曾经年薪七百万，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同意给我20万年薪，这个是巨大的落差。如果我要换一个企业，换到私人的地产公司，年薪就是五百万，加上股票，可能有两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但是好像我已经不值得为那个去争了，而是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做下去，可能也同样有分红。

我们也做了一些私有化的工作

苏:刚才你说你的肢体已经私人化了，也就是说你的集团公司下面的子公司已经产权自然人化了，这是怎么回事？

任志强:对，我不能说我没有私有化，实际上我们也做了一些私有化。实际上我比如西单购物中心，从一个100%的全民所有制，现在国有控股已经到了50%以下了。我们很多企业已经变了，比如我们的旅游公司现在已经变成了100%的私有，那么我们的地产公司其中有10%左右的管理股。我们也在做这些改变，很早以前，我们就讨论过怎么私有化。那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我们进行地产公司二次创业的时候，实际上就建立了这样的管理股权，那时候还没有国资委，政府盖了红章同意我每年用一定的比例去回购，将国有股变成私有股。但国资委成立以后，发了一个通知禁止这样做，所以我们扩到了一定比例以后，就没有再继续扩大。也就是说我没有完成这个事，并不是我没有去做，而是因为一些政治上和政策上的限定条件让我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不得不再进行股份制改造。这次我们是在A股上市了，过去我们是在境外市场。两次上市都是因为我们希望让国有股的控制尽可能减弱，让它更适用于市场化。否则我所有的决策，都要上头去批准，那就太麻烦了。

苏:上市的确是改变国有公司运作模式的一种手段，不管怎么，华远现在是一个公有的公司，要受市场的监督，公众股东的监督，这在体制上是一种进步。

任志强:对，所以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但是不管怎么变化，有时候赶不上，政策的一些因素限制你，不让你用，没有办法去弄，所以我们只能顺势而行，我们不可能逆势而行。

苏:我曾看到你说你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一直是丫鬟，政府让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任志强:对。

苏:你很疲惫啊。

任志强:对，我们说脑袋的部分是政府让干什么干什么，下边的部分是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因为我在上边、下边都兼职，所以我既要管下边，也要管上边。今天你来的是地产公司，我实际上还是集团的总裁，我对集团总裁脑袋的这块完全是国家说了算。国家让我投地铁，我不能不投地铁，我明明知道是赔钱了，我也得去投。从经营上和运营报告上，无论如何也算得出来。所以监事是他的，董事是我的，董事是为了掏钱的，监事是为了监督我的钱是否到位的。所以我们作为股东参加董事会的时候，监事是政府派出的，董事是我们派出的。我必须去干，我不能不干。这个过去也有很多，区的法院是我建的，党校是我建的，京科大是我建的，我都白给的。你说我不是丫鬟是什么？